清代至民国时期,准格尔旗的地理位置十分突出,素有“地当边要,控引黄河,东接晋疆,南连秦畛”的美誉,是晋陕汉族民众“走西口”的重要通道和落脚点。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准格尔旗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受“走西口”影响较早、较深的蒙旗之一。早在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准格尔旗就根据清廷的指令,准许河曲、府谷的汉民越过长城,在旗境南部划定的范围内有组织地进行垦殖,定例只能春出秋归,“跑青牛犋”耕作。

到了晚清,清政府遭遇内忧外患,在绥远地区不得不推行“移民实边”新政,准格尔旗南部过去用来隔离蒙汉民族的“黑界地”,也被清廷正式放垦。汉族农户只要按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押荒银、岁租银,就可以领到由清廷户部发放的执照,在“黑界地”合法从事农业生产和建屋居住。自此以后,汉民不得越界进入蒙旗垦殖,特别是定居的铁律日渐废置,至民国初期,全旗范围内已形成蒙汉民族杂居的社会环境。

晋陕汉民“走西口”到准格尔旗谋生,不仅将农耕文化传播到了这里,也给这里的山川河流烙上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名文化。这种地名文化带有鲜明的“西口印记”,反映了清代以来汉族民众“走西口”进入准格尔旗的生产生活状况,也反映了蒙汉人民长期交往的传统友谊,带有浓郁的西口风味,在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内蒙古西部地区都极具代表性。

“黄界地”上的“伙盘”。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初,原本禁止蒙汉杂居,对鄂尔多斯部落,则采取以长城和黄河为界的隔离政策。可是到了康熙三十六年,就突破了这一藩篱。

《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途经宁夏横城堡时,鄂尔多斯贝勒松阿喇布奏请“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上命大学士、户部、兵部及理藩院会同议奏,寻议覆应俱如所请。”于是,准格尔、乌审、鄂托克三旗的南部,这年同时放垦,民间称之为“大放西草地”。准格尔旗放垦的土地,缘长城以北宽约40-50华里,东起九坪,西迄羊市塔,东西长约200华里,历史上叫“牌界地”,亦称“黄界地”。

清代河曲知县曹春晓在《重到西草地》一诗序言中写道,“草地农民类居山窑,过小溪七十二道至十里长滩,是蒙民交易之所在也。故内为黄界,外为黑界。”其诗云:

“莫嫌草地最荒凉,亦便农民亦利商。

山洞重重排兔窟,溪流曲曲绕羊肠。

市临云水通中外,界指风沙判黑黄。

听政不因蒙汉异,熙朝雨露本无疆!”

诗的序言和正文都提到了“黄界”“黑界”。那么“黑界”又是怎么来的呢?

自从放垦以后,便经常发生农业和牧业的矛盾。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放地不久,又从准格尔旗“草牌”往北划出宽5至15华里不等,东西同样长约200华里的地带,禁止汉族耕种,也禁止蒙古族放牧,宛如藩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界地”。

晋陕汉民初入蒙古草地垦殖,大都结伴而行、结伙而种,于是在“黄界地”就出现了大量的“伙盘”地名。而所谓“伙盘”,是指汉族民众出口外种地,按例必须春出秋归,严禁定居蒙地,因此只能临时结伙聚居。其结伙所种之地,称为“伙盘地”。现在龙口镇还保留着这种地名,如刘家伙盘、鲁家伙盘、辛家伙盘、任家伙盘、大伙盘、钟伙盘、阳伙盘、新伙盘等等。

到了民国时期,准格尔旗最初放垦的“黄界地”就被河曲县、府谷县设吏管辖,最终被民国政府划归山西省和陕西省。而那些以“伙盘”命名的村子自然也脱离了准格尔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河曲县与准格尔旗再度以河为界,原河曲县的第四区(今马栅、长滩地区)1950年重新划归准格尔旗。这样,“伙盘”的地名得以在准格尔旗一直延续。

清廷在准格尔旗的第二次大规模放垦,就是清末的“黑界地”放垦。但这次放垦明确规定,汉族农户须按户“挂号领地”,承租经营,与康熙三十六年的结伙种地经营模式明显不同。因此在准格尔旗原来的“黑界地”上,现在找不到一处“伙盘”。

西口路上的“客栈”。地处长城之北、黄河之滨的准格尔旗,历史上一直是晋陕汉民“走西口”的重要关口和通道。汉民一踏上准格尔旗的土地,就到了“口外”。在准格尔旗境内的几条西口古道上,以集镇、客店、道路命名的村落如珍珠般相连成串,悄无声息地勾勒着前人“走西口”的足迹。

“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纳林。第三天相思病害在喜家坪。第四天住乌拉树,拾了一块破白布,进了店房门,补一补烂皮裤……”

这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河曲县“五云堂玩意班”《走西口》古本中的唱词。这段唱词对河曲人“走西口”到后套谋生的线路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的纳林、乌拉树(现作“乌拉素”)均属于准格尔旗,位于纳林川古道边,两地相距十公里左右的路程。

这两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乌拉素当年也曾开有好几家车马大店,有一种说法,最早开店的店主来自河曲县长胜店村,便由此衍生出一个新的地名——长胜店,并逐渐从乌拉素分离出来,独立成村。

十里长川,也是准格尔旗境内有名的西口古道,通过这条古道可以前往包头、托县、归绥(现呼和浩特)等地。在这条古道上,从南到北依次分布着大饭铺、白大路、大路等几个村庄。而这几个村庄的得名,都与当年的“走西口”有关。大饭铺民国年间曾开设车马店,为来往行人提供食宿。白大路是十里长川北上途经的一个地方,因过境的土路土质呈白色而得名。

沿府谷县清水川溯流而上,经准格尔旗的五字湾、大路峁、暖水等地,可以前往东胜、达拉特旗、包头、后套等地区。在这条古道上,从哈拉寨到大路峁不足50华里,民国时期就设有陈饭铺、刘饭铺、段驴儿店、刘家店、祁家店等店铺,并且当年这些地方都以店名作地名。其中陈饭铺年代最久,在清末准格尔旗“黑界地”放垦中就非常有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包头垦务局曾在陈饭铺设立准格尔旗垦务分局中局,清末震惊朝野的“丹丕勒抗垦”事件,首先在这里爆发。100多年过去了,现在知晓这一地名的人已屈指可数。

康卜尔滩上的“茅庵”。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有一个行政村叫康布尔村,占地面积22.5平方千米。康布尔,原名康卜尔,蒙古语意为松软潮湿之地,也就是沼泽地。历史上的康卜尔草滩是天然的优良牧场,面积很大,包括现在的杨子华、五家尧、董三尧子、兴胜店、三十顷地等几个行政村在内。每年夏季,美丽的马兰花开满了康卜尔草滩,一群群膘肥体壮的骏马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牧草。

康卜尔草原放垦的时间比较晚,这里的村落大都出现在民国时期。随着一个又一个新地名的问世,曾经水草丰美的康卜尔草原最终变成了阡陌纵横的万顷良田。

康卜尔草原放垦过程中保留下来最有趣的地名,应该是“茅庵”和“尧子”。从现用地名来看,内蒙古西部地区带有“茅庵”和“尧子”字眼的地名主要集中在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和土默特右旗的沿黄河地区。而土默特右旗绝大多数带有“茅庵”和“尧子”称谓的地方,一直属于准格尔旗,直到1954年以河为治才划归土默特右旗管辖。

康布尔村有两个东西相连的居民点叫东茅庵、西茅庵,五家尧村有一个居民点叫四座茅庵,得名都与当年的垦殖有关。所谓茅庵,是用木椽架成马脊形,上边铺垫茅草,外抹泥巴,供人临时食宿居住的简易房舍。东、西茅庵起初是一个村,合称茅庵村,后来发展了,就依据地理方位分成了两个村子。而四座茅庵,很明显是由初垦时所搭建的茅庵个数命名的。

至于“尧子”,本应写作“窑子”。只不过后来在书写过程中,为了避开该词的不雅释义,有意改成了“尧子”。并且这种改动不只限于民间,官方也在推广,渐渐相沿成俗。1964年印刷的《准格尔旗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在统计1949—1954年基层行政单位数时,所有涉及“窑”字的地名,都写成了“尧”字,如“尧沟”“石尧庙”“董三尧子”等。

新出版的《准格尔旗地名志》,对董三尧子的地名来历作了这样的解释:“因初居者名为董三,居住窑洞,故名。后因谐音演变为董三尧子,属用字不规范。”这个解释基本正确,但不够严谨、准确,容易引人质疑。

众所周知,董三尧子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不同于山区,怎么建造窑洞呢?释义没有解释清楚,令人生疑。另据当地的老年人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见过董三,只不过董三当时居住的不是窑洞,而是简易的土屋。这种土屋土坯垒墙,木椽茅草覆泥盖顶,许多人家因为极度贫困,门窗不得不使用草捆遮挡。

这就更让人疑惑了,为什么当初人们要把这个地方称作“董三尧子”,而不叫“董三房子”呢?

其实,老人们见到的土屋,并不是董三初居之所。康卜尔滩最初垦殖时,初来乍到的汉民身无长物,只能搭建简易的茅屋居住。这种茅屋的建造方法是先选一处高地,再掘地几尺,然后平整好洞坑,最后在洞坑上搭建棚顶。这样,一座半穴居式的简易房屋就建成了,很像东北的地窨子,因掘地凿穴而修,时人称之为“窑子”。这就是十二连城乡西部地区董三尧子、五家尧子、杨子华尧子这类地名的通名由来。

时代发展到今天,当年的“茅庵”“窑子”早已不见了踪迹,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在昔日的康卜尔草滩拔地而起。但五家尧、兴胜店、四顷地这些前人“走西口”留下的地名并没有改变,也不应该改变。西口后人还会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也会从地名中了解祖辈“走西口”所经历的困苦与磨难和生存发展的历程。这,或许正是研究“走西口”的历史脉络,传承西口地名文化的意义所在吧!□聂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