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伊金霍洛纳林陶亥束会川西岸的山梁,风是烈的,带着塞外特有的粗粝。脚下这片被岁月浸透的土地,沉默着,却仿佛有无数话语欲要喷薄而出。我来寻一段墙,一段被当地人称作“束会敖包”的战国秦长城。

山势起伏,如凝固的波涛。目光所及,一条石垒的痕迹便在这苍黄的山脊上蜿蜒着,时断时续,像一位沉睡巨人的脊梁,匍匐在大地之上。它早已不是图画中那巍然绵延的巨龙,残高仅一米有余,随山势跌宕,绵延数百米,若不细看,几乎要与这山野融为一体。这便是始建于公元前255年的古长城了,两千二百多年的风霜雨雪,将它消磨成如今这般谦卑的模样。

走近了,才看清它的肌理。全是就地取材的自然石片,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一片压着一片,交错着、依靠着,全凭古人双手的巧力垒砌而起。墙缝间没有泥,更没有灰,岁月的剥蚀留下了千疮百孔,风吹过,发出细微的呜咽。我俯下身,指尖轻轻触过那些冰凉的石片。石缝里,一丛丛小檗倔强地探出身子,枝干苍劲,仿佛是从历史深处伸出的手臂。石片上覆盖着的苔藓,早已失去了鲜绿,变得干枯、斑驳,几乎与石头本身一样坚硬,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化石。它们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关于时间,关于坚守。

闭上眼,山风灌耳,恍惚间竟似有金戈铁马之声从极远处传来。仿佛能看见,烽燧之上狼烟骤起,遮天蔽日;能听见,戍卒的号角与胡骑的嘶鸣交织碰撞在这山峦之间。这堵石墙,曾经是帝国最坚硬的边疆,用它挺立的身躯,拒敌于国门之外。那石片中,该浸透着多少征夫的汗与泪,又该凝聚着多少匠人的心与血?《史记》中那寥寥数语,“筑长城以拒胡”,背后是何等浩大而沉重的工程。历史的厚重,并非轻飘飘的书页可以承载,它沉甸甸地压在这每一片粗粝的石头上。

思绪被山顶上那座敖包拉了回来。那是用同样的石片堆砌起来的圆锥形石堆,彩色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曾经,当地人有祭祀山神、祈福平安的习俗,这长城,当其军事防卫的功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弭之后,它的“身躯”便被百姓们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从这墙上取来石片,垒起敖包,进行着年复一年的虔诚祝祷。

这种行为,初看像是一种破坏,一种对历史遗迹的损毁。但转念一想,却又品出几分历史的吊诡与深长的意味。正是这看似“破坏”的民间行为,无意中让这段长城被赋予了神圣性,使得人们不再轻易搬走这里的石头,反而让它得以在一种新的“功用”下,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延续了又一个千年。同在这伊金霍洛旗境内四十多公里的长城遗迹其他段落,或已被风雨彻底侵蚀泯然于山野,或那里的石片被百姓拆回了家,盖了房、垒了羊圈。

想到这里,心头蓦地一震。两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或许就是被征服至此的苦力,在这荒凉边塞,用血汗乃至生命砌起了这堵高墙。两千年后,他们的后代,又从这倾颓的墙上,取回祖先亲手垒砌的石头,去构筑自己安居的屋舍与生活的围栏。这何尝不是一种轮回?一种带着苦涩与无奈的闭环。历史仿佛在这里开了一个深沉而悲悯的玩笑,将建造与拆解、宏大叙事与民间生计,奇妙地编织在了一起。

夕阳西下,余晖将这片山梁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残缺的长城与神圣的敖包在光影中构成了一幅奇异而和谐的画。它不再仅仅是战争的象征,更成为了岁月、信仰与生存交织的纪念碑。它静默着,看惯了王朝更迭,听惯了牧歌悠扬。那石上的苔藓,是它苍老的皱纹;那风中的经幡,是它不灭的呼吸。

我转身离去,身后,那条石线依旧静静地伏在山脊上,一头连着遥远的过去,一头,没入苍茫的暮色里。□张跃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