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看过你很多的作品,大多数是写家乡鄂尔多斯的,可以看出这是你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在你看来,故乡的哪些元素塑造了你的语言感觉和叙事风格?

娜仁高娃:感谢你阅读我的小说。在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我的大多数小说如你所言,写的都是我的家乡。我熟悉这片土地。它的一草一木,它的风,它的雨,或者某块石头,都会在某个瞬间赐予我温润而根深蒂固的触动。当然,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的亲朋好友。大家都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鄂尔多斯独有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景观,是我不断汲取创作养料的土壤。至于在具体创作中形成的语言感觉和叙事风格,我觉得那是无法言说的部分,因人而异,多数时候是自然形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由我来回答的问题。

记者:你曾获得“骏马奖”“索龙嘎奖”“百花奖”等多种奖项,充分反映出社会的认可度。这些奖对你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带来了更多的创作自由,还是某种期望下的压力?

娜仁高娃: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在某个创作阶段,其作品获得某项奖项,受到读者与专家老师的认可,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当一篇作品见刊、发表后,与作者是处于“分离”状态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独立性。我觉得,一个写作者是赶路人,始终像是在限速的公路上行驶,纵然你有满怀的激情与热忱,你也得放慢速度,遵循文学本身的规律来前行。而各类文学奖项则是路旁的绚丽奇景。在这里,你会停住观赏奇景,同时你也会偶遇与你同时间抵达这一奇景的人,你们会交流,产生共鸣或者分歧。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面临的是道别。因为你们始终在路上。所以,各类奖项是一次馈赠,意味着可遇不可求。至于创作的自由,它从来都是不被束缚的,只要你足够热爱,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创作都是自由的。

记者:《裸露的山体》这个标题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象征意义。你想通过这个意象,表达对何种现实或精神境遇的观察?这“山体”的“裸露”,是象征着一种创伤、一种被现代文明侵蚀后的荒芜,还是一种卸下伪装后的、直面真实的勇气?与《裸露的山体》并列的《门》,似乎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话关系。那么“门”在你的叙事中,代表着什么?是隔阂、禁锢,还是通往救赎与和解的路径?

娜仁高娃:也许你曾留意到,很多蒙古族歌曲中将父爱比作山,所以《裸露的山体》中的“山”隐喻父爱。我特别喜欢到与咱鄂尔多斯高原隔着黄河相望的阴山中走一走。那里的山植被稀疏,几乎呈“裸露”状态,但我觉得那才是山本身,显露着自然界雄浑气魄,给人一种充满力量与厚重的感觉。我想,一个父亲的底色大概如此。至于短篇小说《门》,是一篇关于“思念”的故事。它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的真实故事。其实,最初感动我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我朋友关于“思念”的细节。比如,当他感到因为思念他的舅舅而心情特别沮丧与悲伤时,他会孤身一人前往库布其沙漠腹地,攀上某座能眺望很远的沙峰,呆坐整个午后。我想,在当今信息时代,只要你想见到某个人,或者需要与某个人取得联系,你总会在很短时间内解决这个困难。你的“思念”没有等待的时间,没有蔓延的空间。(当然,前提是被你“思念”的某个人还活着。)所以说,《门》是向我们自己敞开的“门”,是我们推开后走向我们自己的“门”。

记者:作为一位蒙古族女性作家,你是有意识地承担一种文化记录与传承的使命,还是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个人表达?

娜仁高娃:在我这里,我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个人表述。

记者:我们标题中的“纵马越过”是一种充满动感和力量的姿态。在你看来,当代的草原写作者,需要“越过”的是什么?你个人目前正在“纵马”奔向怎样的新题材或新领域?

娜仁高娃:我觉得,一个写作者,最好是能做到超越时代。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还没有具备这种能力,我的写作还缺少前瞻性。这是我个人的局限。所以我觉得,如你所言的当代的草原写作者,需要“越过”的是个人的局限性,个人的边界。你所言的“纵马疾驰”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吗?而在我这里,“马”是可以不“疾驰”的,我更欣赏一匹马在静谧的仲夏夜,在微风吹拂的草地上,站立着昏睡的样子。那是一种安宁。难道,写作的终极目标不是一种得到心灵的宁静吗?

人物连接

娜仁高娃,女,蒙古族,1980年生于杭锦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索龙嘎”文学奖、《草原》文学奖;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民族文学》年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