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古代北方地区的重要军事工程,也是古时我国北方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过渡的交界地区和重要的物质文化交流之地。历史上,有一批专门从事长城边境贸易的人,榆林人习惯上称长城内外做生意的人为“边客”。

榆林这座古老的城池,是蒙汉通商的重要边关小镇,她有一个极具历史感的名称“驼城”。鄂托克前旗老乡把榆林称作“特绵图”,这是蒙语“骆驼城”的意思。在当时,对地处毛乌素沙地的榆林边客来说,用骆驼来运输货物是最合适不过的交通工具。据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榆林的手工业界和商业界有一半人从事与边贸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内蒙古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榆林人口中的“走蒙地”,其实就在今天的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等范围内。根据《伊盟经济与政治》《西北论衡》关于榆林边民在伊克昭盟分布图统计,现居住在鄂托克前旗的汉族多为榆林一带的移民,这是依据地缘接近的自然选择。据《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伊克昭盟志》等相关资料记载,榆林边商在伊克昭盟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在鄂托克旗从事经商的人,大小买卖有百余字号、人口五六百,并且多分布于鄂托克旗西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鄂托克前旗境内。

鄂托克前旗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这里地处蒙陕宁三省交界,又恰好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而榆林则是边关重镇,与这些地区相连接,又能通过鄂托克草原向甘肃、宁夏延伸。

蒙汉民族的民间贸易交往的历史很久远。明隆庆五年(1571年),蒙古族首领俺答汗与明朝息战义和,以纳贡、互市为条件,共商在沿蒙边界开设互市(也称马市)11处,榆林镇北台附近的红山寺为其中之一,这是当时蒙汉民族进行交易的最大边贸市场,蒙民在此可以购买生活用品。双方还议定汉商以烟、糖、茶、盐、布等上市,但不允许交易粮食和铜、铁器;蒙民以绒毛、皮张、牛羊等交易,禁止易马。那时交易的形式有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形式是在举办庙会时设置买卖点,远近牧民来参加互市;流动形式有点像今天的那达慕,商人们带来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牧民们赶着马、牛、羊,携带绒毛、皮张、奶食品来互市,一边赶会、一边交易。

虽然有禁令、有战乱,但由于两地资源配置不同,草原民众对茶叶、铁锅、布帛、丝绸等的急切需求,以及边贸生意的可观利润,刺激着沿边汉蒙民众不顾禁令,私下进行贸易。最初由榆林商人与边关军卒进行,这些巡哨兵丁利用军务之便,夹带物品私下出关与牧民交换,这大概是两地最早的“走私”活动。特别是陕西定边北部与鄂尔多斯草原有盛产湖盐的花马池、苟池、白池,并且草原盛产良马,加之水草丰美,为西北边民、驻地官兵和蒙地民众创造了极佳的贸易条件。为解决边防军马所需,宁夏总兵史召奏请以花马池“纳马中盐”换取河套、延庆、平凉等地的官民所养的战马,明朝廷只得顺应潮流、改变政策,设立马市。政府在延绥、定边实行盐马交易政策,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马交易”。“盐马交易”促使一批榆林边客深入草原上进行贸易活动,形成双赢互利的局面。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这种经济贸易关系,是维护双方边境和平的重要条件和纽带。

边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与当时驻守边关的军队为解决粮草问题和统治者召民屯垦政策有关;二是与鄂托克前旗北大池“白池”、定边“苟池”以及“乌池”和宁夏“花马池”这几个大盐湖有一定的关系;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副产品既不能满足两地百姓的需求,也没有获取的渠道;四是榆林有很多的手艺人供大于求,只能走蒙地一边操持自己的手艺,一边经商来维持生计;五是草原民众对日常生活用品有较大的需求等,他们因交通不便,与外界的来往较少,不得不依赖这些边客的供应。

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民国时期,榆林边商贸易已经占据了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的半边天,不仅改变了自身生活状况与生活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和影响着蒙古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与经济观念。榆林文史专家李永清在《榆林蒙汉贸易及其他》中说:“蒙汉贸易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他主要通过两族人民的友好使者——边客进行。”

在榆林城中,大多数边客比较富裕,他们带动了一批批榆林人走出城门,这些人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基本都是在榆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祖上在蒙地有固定的居所和朋友,并且是亲戚拉亲戚、邻居带邻居,要么弟兄几人、要么祖孙几代、要么掌柜伙计,他们在异乡抱团发展、互相照应。那时,他们弟兄、邻居或朋友结伴而行,一般不带妻儿老小,驮着一些物资,风餐露宿,走走停停需要七八天。边客最初到蒙地时,是不允许盖房的,没办法就打地窝子居住,后来才发展为柳笆庵子,再后来是土坯房。为了生存、取得耕种等权利,他们通过和当地的蒙古族交朋友、拜把子、联姻、过继子女等方式加入蒙古族户籍,取得居住权。他们把服饰、饮食、手工艺等带到了当地,极大地丰富了牧民的生产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牧民学会了种地、学会了缝纫等,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鄂托克前旗的榆林边客大概有以下三类:一类是揽工汉。草原地广人稀,最缺劳动力,特别在接羔、搔羊剪毛的季节,蒙古族牧人习惯从事放牧,不善于务农,但是牲畜需要饲草料、人也需要粮食,于是就雇佣揽工人帮忙种地,这些人大多集中在城川、三段地、珠和等农业种植地区,在原毛盖图苏木巴音乌珠、东方红、玛拉迪苏木、昂素等牧区也有分布。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不是商,而是客,只是为了逃荒、谋生、躲债,但也有人后来成为边商。第二类是手艺人。他们自带工具,上门为牧民服务,制作皮衣、擀毡、做箱柜、打墙盖房、看病、收草药等等,有的还携带布匹、水烟、砖茶以及针头线脑等蒙民必需的生活用品,边做工、边换货,得以维持生计。由于投资少、规模小、经营灵活,大多数边商就是从这一些手艺人发展而来。第三类是从事大宗生意的边商,也叫大边客。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在蒙地有自己的草场和经商的据点,他们有庞大的骆驼运输队、有固定的伙计,经营范围更广。这些边客多与旗王府和王公贵族交往深厚,有的租来垦地再转租给农民耕种,从中收取租金,群众称其为“二地主”和“地把头”。鄂托克前旗一带的垦地均为大边商放垦,这里边商兼地主的榆林边客不少。

边商有“行商”和“坐商”之分,“行商”有自己的骆驼队,有伙计、脚夫跟随;“坐商”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草牧场,同时兼有行商的特点。在鄂托克前旗比较有影响的边商有很多,像著名边商李天恩在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拥有畜群,建立两大牧场,创办了八个商号,分布于榆林至宁夏陶乐县之间的辽阔地域;还有榆林青云乡色草湾人陈平安,其商贸生意涉及的地区有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包头等地,最远到达天津;再如民国时期榆林城著名边商盛振堂,在包头和榆林城均有商铺,并在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明盖嘎查拥有大片牧场,设有“福盛和”商号。

在鄂托克前旗的边客里有一位传奇式人物杜摆言,早年因家里欠债,他9岁时来到鄂托克前旗,在一家蒙古族牧民家中当拦羊娃,相当于今天的打工抵债,他为人随和、头脑灵活,深受主家的喜爱,后改蒙名杜巴音,等到债务抵消后,便做起了小本生意。他勤俭持家、诚实守信,生意一天天地扩大,在原毛盖图苏木巴音乌珠嘎查有了固定的牧场;他人缘极好,诚心与牧民交往交流,当地牧民都把他当作贵客热情地接待,即使动荡年代,也没有对他发难,牧民们发自内心地接纳他融为草原的一员,这也是杜氏家族最终长期留居当地的原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商已经基本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由于当地牧民的需要,每次秋冬返回榆林,牧民们总是请他帮忙带一些生活必需品,来年春天,再帮牧民带回所需物品,这样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榆林的边商在蒙地从事商业贸易,踩出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盐马古道”,形成了400多年间上百万人的经商移民浪潮,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这些边商带动丰富了牧民的生活和草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书写了一段民族融合发展的故事。

(薛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