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疆文化，包含着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中华民族根与魂的厚重底蕴，又有鲜明的地域特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研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长城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质，内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鄂尔多斯日报》和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将共同推出系列文章，旨在深入挖掘、研究、展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讲好鄂尔多斯故事。

在祖国正北方，在内蒙古，黄河流过形成一个“几字弯”拥抱的地方，这就是古老神奇、美丽富饶的鄂尔多斯高原。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史遗迹和文化遗迹富集。历代以来，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胡焕庸线从这里穿过，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成为这里的主要经济形态，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在这里生产、生活，长城在这里巍然屹立，多个时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因此，鄂尔多斯高原成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西口文化等多元文化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代表性地区。

一、战国秦长城的修筑与秦国兼并义渠

鄂尔多斯境内的战国秦长城主要分布于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东胜区，全长110多公里，沿线分布有烽燧近20座，障城5座，其他相关遗存近20处。构筑方式有石块垒砌、毛石干垒、石块堆积、土夯筑四种。战国秦长城从陕西省神木市进入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三界塔村，沿㹀牛川西岸一直向北，在大柳塔村进入束会川西岸。然后，再向北进入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哈喇沁川东岸，在该旗铧尖村分为东北方向和西北方向两条长城。东北方向从铧尖通往暖水，再向西北经过达拉特旗敖包梁，最后到达东胜区店圪卜。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国“秦昭襄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国刚开始修筑长城防御义渠，后来秦国兼并了义渠。

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继位为国君，因年幼而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宣太后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芈八子”，原名“芈月”，她是秦始皇的高祖母。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太后”，太后专权亦自她而始，实为千古太后第一人。宣太后大胆改变正面征讨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义渠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来义渠王同宣太后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设计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灭亡，其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逐渐汉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二、秦长城像弓，秦直道像箭，共促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和亲与和平统一

鄂尔多斯境内的秦长城分布于鄂托克旗、达拉特旗，全长近40公里。其中，鄂托克旗秦长城全长约30公里，沿线分布有烽燧3座，其他相关遗存若干处。墙体均为石块垒砌或石块堆积而成。分布于阿尔巴斯苏木桌子山一带，从巴音温都尔山脚向西延伸至山顶，然后向下延伸至苏白音沟沟谷，沿沟谷一直向西延伸至乌海市境内。达拉特旗秦长城，全长约10公里，均为夯筑土墙，由东向西分布于新民堡、王爱召和释尼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占领河南地后就在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主要地区，开始修筑秦长城和秦直道，直到秦始皇死后，这两项巨大的工程才告终止。

秦直道，从秦都咸阳沿今陕西、甘肃交界的子午岭一线一直通到九原郡（今包头市），为连接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重要通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在今内蒙古境内分布于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东胜区、达拉特旗。现存路面一般宽23～26米，最宽处达47米,坡度平缓，号称“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和“天下第一路”。

秦直道从中原关中地区，直抵北方边塞，把京城守卫和边境防御结合起来，秦直道从秦直到清代一直在沿用，对于密切黄河河套地区与关中平原，北边与内地的军事和经济、文化交流与政治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战略价值。秦直道修好后的西汉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昭君出塞走的就是秦直道。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认清“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之势，归附西汉。汉与匈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为妻，被封为“宁胡阏氏”。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出塞，经由现在的陕北、鄂尔多斯高原，渡黄河北行进入大漠，从此汉匈之间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局面，代之以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鄂尔多斯高原获得了数十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平安局面。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传颂，寄托着人们对民族友好相依与追求和平的美好向往。

位于黄河北岸的阴山秦长城和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秦长城，大致都呈东西走向，主要是防御北方匈奴的进攻以及匈奴渡过黄河古渡口，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秦直道纵贯鄂尔多斯，大致呈南北走向，主要是运输军队和粮草、兼有贸易、朝贡和民众往来的交通功能。长城是为了保卫阴山以南河套地区的农业和人口，直道是为了强化南北的人员和物资运输，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长城保证了直道的存留，直道促进了长城的维固；长城守卫了直道，直道滋护了长城。

长城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在于阻止游牧民族骑兵进攻农业区，掠夺农业人口和财粮；直道的主要功能是畅通交通与交流，在于固边和游牧民族同农业民族的交往、贸易和融合。事实上，除了短暂的交兵和大战期间，长城内外、直道两侧，都是人们迁徙、粮草运输、贸易交流、民族融合的大舞台。蒙恬大军浩浩荡荡的金戈铁马从鄂尔多斯高原越过，西汉武帝雍容华贵的仪仗队伍从这里出巡，娇美昭君张灯结彩的和亲车轿从这里远行，汉人胡人南来北往的商旅马驼在这里扬蹄赶路，这些丰富曲折、多彩动人的故事，都在长城内外、直道两侧精彩上演，并永载史册，成为流传千古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录。

三、鄂尔多斯隋长城与隋炀帝会盟启民可汗于十二连城

鄂尔多斯境内的隋长城位于鄂托克前旗，全长20余公里。由东向西分布于上海庙镇。墙体为堆筑土墙，泛白色或泛红色，呈鱼脊状突起或土垅状，墙体底宽2～6米，高0.3～1米。呈东西向贯穿鄂托克前旗东南部。隋长城存世较少，由西向东穿过今鄂托克前旗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盐池县和陕西省绥德县、神木市。鄂尔多斯境内的隋长城是内蒙古境内唯一保留至今的隋代长城。隋朝为防御突厥而修筑隋长城，不过不久，隋朝就降伏了突厥，隋长城也就失去了军事防御价值，长城两边融为一体。公元597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儿子启民可汗，为西突厥所迫归降隋朝，隋文帝封他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并以义成公主配他为妻，将他们安置在水草丰美的白道川（今呼和浩特平原）。599年，隋文帝命孙晟在朔州筑大利城（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以安置启民及其民众。不久，因归顺启民可汗的部众越来越多，隋文帝采纳孙晟的意见，“于夏、胜二州之间（今鄂尔多斯高原）东西至黄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此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降隋者数十万众。于是，鄂尔多斯高原就成为以启民为首的突厥人的牧场。

公元607年春正月，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入隋都长安朝见隋炀帝；夏四月，隋炀帝北巡，到达榆林郡即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突厥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同至行宫觐见，隋炀帝出动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启民可汗亲执佩刀，为隋炀帝削除牙帐中的秽草。隋炀帝写诗道：“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鞲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启民可汗前后献马三千匹，炀帝回赠帛布一万三千段并命启民位列诸侯王之上。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启民可汗所率突厥贵族头领外，契丹、奚等部族的酋长也来参加，出现了各民族共同欢聚一堂，和平相聚的盛况。

四、宋长城与榷场贸易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有一条南北向的烽燧线，从准格尔旗南部纳日松镇向北延伸至暖水镇，沿线有二十几座烽燧、每隔约5-10里1座。在烽燧线南端，分布有宋代城址3座，分别为丰州故城永安砦和保宁砦。永安砦、保宁砦距离丰州城均为7公里，永安砦、保宁砦相距10公里，相互呈“犄角”之势，三座古城的西、北、南均有烽燧遗址分布烽燧的预警、卫星城的护卫、丰州城的坚守形成了一条宋朝针对西夏和辽的多重军事防御体系。

准格尔旗宋代烽燧线，是鄂尔多斯市乃至今内蒙古唯一一段宋代军事防御设施，是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的重要发现，也是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宋代烽燧线为南流黄河西岸北宋防御西夏所建，但是黄河两岸也是北宋与辽、西夏进行榷场贸易的重要地带。

公元10世纪以来，在今内蒙古黄河几字弯地区先后有辽、北宋和西夏在此建立过割据政权，并留有各历史时期、不同政权建立或沿用过的建制遗迹。这时，在辽、北宋、西夏境内，黄河河套地区大多为草原牧场，也有农耕经济与城镇贸易，多个政权曾在这里建立与对峙，汉、契丹、党项等民族也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在黄河两岸设有许多榷场，北宋与辽、西夏在榷场里进行广泛的经济和贸易活动。这些，为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明长城与封贡互市、走西口与漫瀚调

鄂尔多斯地区的明长城可分为准格尔旗明长城、鄂托克旗明长城烽火台和鄂托克前旗明长城三部分。长城墙体总长度83公里，墙体上分布有敌台235座、烽火台13座。准格尔旗明长城总长585米，明代时归延绥镇管辖。它起自龙口镇大占村南黄河西岸，东与山西省河曲县境内的明长城隔河相望，向西经竹里台村进入陕西省府谷县。鄂托克旗明长城上有烽火台共4座，分布于查布苏木境内，其形制呈覆斗形或不规则形，与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境内的3座烽火台相同。鄂托克前旗明长城总长82.5公里，分为成化边墙和嘉靖边墙，同属宁夏镇河东边墙。成化边墙在北（外侧），修筑年代较早，保存较差。明长城的修筑主要是明朝为了防御蒙古大军的南下。而在和平时期，明长城两边成为马市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带。

公元1570年9月，俺答汗嫡孙把汉那吉因家庭纠纷率领阿力哥等人扣边降明，明朝大臣高拱、张居正等人妥善处理此事，优待把汉那吉。俺答汗听闻大喜，遣使约和，并再次提出通贡要求，明穆宗应允，双方达成通贡互市的协议。1571年，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双方结束了200余年的敌对关系，化干戈为玉帛，史称“隆庆封贡”。此后，明朝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周边设立的马市有鄂托克前旗清水营西小城马市、盐池花马池马市和榆林镇北台易马城马市等。

隆庆封贡后，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北方出现了明初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繁荣局面，蒙汉民众得以睦邻而居，和平交往，边民释戈而荷锄，牧民于塞外牧马，经济社会得到了稳定发展。这是蒙汉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反映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

1581年，俺答汗去世，他的妻子三娘子继承俺答汗的业绩，一直与明朝保持通贡互市的友好关系。1587年，明朝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通贡互市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的经济发展，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经济联系，联结成一个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形成紧密的依赖联系。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的这种经济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始终与中原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

从明代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时期，大批山西人、陕西人通过长城各关口进入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发展农耕，带动北部地区繁荣和发展，形成了“走西口”浪潮。鄂尔多斯高原与晋西北、陕北相邻，这里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成为晋陕人外出耕地谋生的首选之地，也形成了著名的西口文化。西口文化，包含着晋陕汉族移民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也体现着蒙古族宽厚诚实的仁爱品格。西口文化，是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和谐文化；西口文化，表现了鄂尔多斯地域文化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谐性。清代以来，大批晋陕人来到鄂尔多斯高原准格尔旗种地、经商，汉族与蒙古族一起劳作、一起生活、一起娱乐，共同创作了漫瀚调，又名蒙汉调，成为中国民歌的一种新形式，是鄂尔多斯地区蒙汉民族音乐艺术交流融合的结晶。在准格尔旗蒙汉两个民族的人民在一起生活劳动、和睦相处，劳作之余或婚嫁节庆常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为“母曲”，巧妙地吸收了陕北信天游、晋西北山曲与爬山调的汉语歌词进行演唱，形成了漫瀚调。漫瀚调，是蒙汉人民共同培养浇灌出的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瑰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涓流汇聚、奔腾东去的黄河，是中华民族奋斗不止、百折不挠的精神象征。在黄河流经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区域里，从史前人类生息繁衍的宜居之地到原始农耕、猎牧文化的出现；从北方青铜文明的曙光，到雄伟长城的建立；从中原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的博弈，到汉唐戍边将士的开垦耕耘；从宋辽夏金元到明清时期农牧交错、时农时牧的经济形态到清末民国以来中原农耕民族的北上开垦，引黄灌溉。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历代劳动人民辛勤劳作造就了这里农牧交错带地域特有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也成就了其文化多元、共融共生的人文特色，证实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也是民族的情感纽带和心灵归属。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到“五个认同”，构建各民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遗产现状充分证实，我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长城内外是故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人民长期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死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