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的物化遗留,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具有较强的形象感召力。新时代,我国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遗产工作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鄂尔多斯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往交融、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地区,自然也成为历代不同民族争夺、碰撞,文化冲突对抗的战略要地。特殊的地理区位,加之适宜的自然环境,使鄂尔多斯这片广阔热土很早即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舞台,自然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交往融通的历史凝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证,是当前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鄂尔多斯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是我国北方主体文化之一,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体系中,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形态。鄂尔多斯黄河文化是整个黄河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鄂尔多斯高原的北、东、西三面为黄河环绕,形成一个“几”字形大回旋,鄂尔多斯就处在黄河几字形弯转的顶端,此段黄河流域长728公里,是全国黄河流经区域最长的地级市之一。

从黄河在鄂尔多斯的流经分布可以看出,黄河干流及其支流几乎遍布鄂尔多斯全境,丰富的水流、独特的水文,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赋予了鄂尔多斯深入髓腔的黄河文化基因。从某种程度上讲,黄河文化成为了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文化基础和重要代表。

以距今14万年前黄河支流之一的萨拉乌苏河流域“河套人”生息为滥觞,创造出了古人类起源之一的“萨拉乌苏文化”。随后乌兰木伦古人群在黄河支流乌兰木伦河上游开创出颇具影响的古人类活动文化。之后面对气候日益干冷的变化,倔强的“水洞沟”古人类在鄂尔多斯高原西南边缘一条名不见经传的黄河水域水洞沟流域地区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水洞沟文化”,明显带有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形式,对后世影响颇深,以至于被人们称为“人类的直系祖先”。从以上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旧石器时代的鄂尔多斯古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稳定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来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黄河流域水量不大的支流水系是古人类离不开的物质基础,他们依此赖以生存。这时的黄河文化遗址比较零星,并未形成较大的文化区域。

鄂尔多斯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完全依赖黄河水系,其社会生产尽管较旧石器时代发生了质的转变,但其农业水平仍较低下,境内并未形成影响深远的原始农业文化,尽管如此却独具特征且延续有序。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300年前,来自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与来自东部的太行山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相遇在鄂尔多斯地区和岱海地区,形成了鲁家坡类型和后岗类型。公元前4000年前,同样是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沿汾河北上,在鄂尔多斯以北的岱海盆地北部形成了王墓山坡下类型。公元前3000年左右,居住在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大司空文化与来自遥远的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交汇,在南流黄河两岸形成了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2000年,红山文化的后裔,再次与此前来到内蒙古南流黄河流域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相遇,发展成为老虎山文化。同时,在南流黄河西岸也形成了独具地方特征的永兴店文化或称老虎山文化永兴店类型。之后,随着老虎山文化的衰落与南迁,在相当于夏商时期在准格尔旗兴起了特征鲜明的大口二期文化,老虎山文化的后裔在伊金霍洛旗东部地区兴起一支颇具影响的朱开沟文化。从以上这些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来看,一是它们始终分布在黄河水流地区,对水系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依赖性;二是在这些文化内涵中显现出共同的农业文明特征。

随着气候干冷环境的加剧,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逐渐呈现出与原始农业相悖的经济形式。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转化发生在朱开沟文化后期,大致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尽管原始农业出现衰落,畜牧业不断增强,但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农业的经济补充,在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分量的比重。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以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发展成颇具游牧文化特征的文化形态。考古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兴起,并发展有西岔文化、西园文化、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形态,是草原游牧民族兴起的直接反映,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一种农牧交错文化。

秦汉一统后,鄂尔多斯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地。一方面,中原王朝对“河南地”“新秦中”即鄂尔多斯地区不断开垦耕种,大力发展农业,加强黄河水系的开发利用,形成了许多与黄河有关的历史文化,如秦直道文化、古城文化、开垦屯戍文化等。另一方面,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强,越过黄河而南下,与中原农耕文化相融合,又形成了黄河文化中农牧交错一体的融合文化。

明清时期,晋陕农业民族大量涌入内蒙古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又一次迎来了民族大融合发展的高潮。明王朝与北元政权开通的互市贸易是明代中期迎来十分重要的节点,极大地促进了黄河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更加典型的融合文化。俺答封贡、榷场互市、板升村落、蒙汉一家亲等等,在民族友好的融合背景下衍生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蒙汉融合文化。另外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走西口”浪潮。大量来自中原内地的农耕人群来到黄河流域,黄河两岸广袤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非常适宜进行农业生产。迁徙流转到此的农业人群,在这里开发黄河、发展农业、进行养殖、进行城镇化建设,带动和塑造了一系列的黄河文化,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至今。处于农牧并举的经济基础上的黄河文化,其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融合性,是这一时期黄河文化的最大特征。比如货运流转的黄河渡口文化,独具风味的旱作饮食文化,蒙汉交融的漫瀚调音乐文化、方寸流转的剪纸文化、多元风格互鉴的建筑文化、包容开放的信仰文化等等,这些都是黄河文化的外化表现,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与人们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鄂尔多斯黄河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黄河文明的内容精髓和思想精华,以其生生不息的力量支撑着黄河文化、黄河文明,并为其提供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只有进一步活化利用鄂尔多斯黄河文化,才能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二、展示好鄂尔多斯黄河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指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全区历史文化宣传教育、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城市标志性建筑建设、旅游景观陈列等相关方面,正确处理中华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思想文化基础。”这就要求文化遗产工作必须在打造共同文化符号,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上下功夫。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鄂尔多斯的黄河文化植根在丰沛的黄河支干流水系,不断从黄河水系中汲取养分,孕育出早期文化群体的定居交汇。原始农业产生后,来自中原原始农业群体与北方原始人群、红山文化群体、太行山农业群体等交汇交融,首先实现了不同居民群体的交错融通,更从精神文化层面实现了文化交融一体,产生了同一分布地区,代表相同文化特征的原始农业文化,也就是考古学所说的考古学文化。同一文化群体下的文化认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一统思想的主导下,鄂尔多斯黄河流域纳入到中原大一统王朝治理之内,受黄河水滋养的原始农业文化逐渐转变成为日渐成熟的深耕农业文化,无论是秦汉时期军垦实边,隋唐时期受降内附,还是明清时期的农业垦荒,这些都得益于鄂尔多斯及其周边黄河水的滋养,始终没有离开黄河深厚的农业根基,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更是得到进一步加深,并最终渐成一体。历史进程中,我国实现了三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格局,这些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黄河农业的物质基础,也始终没有离开过黄河水的灌溉与涵养。因此,在鄂尔多斯728公里的黄河水域下形成的黄河文化,是构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

鄂尔多斯黄河文化,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要充分利用鄂尔多斯黄河文化的巨大优势,用文物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特殊作用,用文物实体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领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流光溢彩。要有形有感有效充分研究和展示好鄂尔多斯黄河文化,用历史语言、文物和实证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窦志斌 高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