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西安，几个诗人朋友聊到了诗歌界常说的传统“八大诗刊”，其中，有一哥们有意无意间询问我，在这些诗刊发遍了没有，我迟迟疑疑说好像都上过吧，其实，在内心很反感这种问话。回家后，我找到了保存在书柜里的、发表过的“八大诗刊”，并统计了发表次数：《诗刊》9次、《星星》3次、《诗歌月刊》7次、《诗选刊》4次、《扬子江诗刊》1次、《诗潮》4次、《诗林》2次、《绿风》1次。这些诗刊每次发表多则十几首，少则一两首。

《星星》是“八大诗刊”中，我最早发表诗歌的刊物；《诗刊》第一次发表是按“《诗刊》编辑部梅绍静老师收”投稿，十三天后，收到梅老师的留用通知，之后发了我的组诗；《诗歌月刊》品牌栏目“先锋时刻”，先后两次选用了我的组诗；《诗选刊》发我作品印象尤深的，是郁葱老师当主编时转载过我在其他刊物首发的组诗；《诗潮》发的是我前期的有代表性的诗歌，以及部分自认为有探索意味的作品；《诗林》发表我的两个组诗，其中两首诗歌分别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两个年度的《中国诗歌精选》……这些创作历程，刻在了记忆深处。

在给这些诗刊的投稿中，我遇到不少难以忘怀的好编辑，如梅绍静、余笑忠、刘川、安海茵等老师，他们有的通过信件鼓励我，有的点评作品鼓励我，有的在活动中见面鼓励我，有的在电话里鼓励我……这些鼓励都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促使我坚持创作到了现在。

特别要提的是，1996年，我最早在《诗刊》发表的是组诗《明媚的人》，与知名诗人李岩、沈苇、梅卓、鄢家发等6人的作品，同在“诗意的西部”栏目里。刊物出版后，梅绍静老师给我寄来两本样刊，在其中一本的封面上，她用圆珠笔写有一封简短而言之殷殷的勉励信，有一句令我至今惭愧：“……你的佳作使刊物生辉。”但当时给了年轻的我极大的激励。这组诗因为在《诗刊》发表，先后荣获榆林地区作家协会首届青年文学奖一等奖、榆林地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等奖，我在本土诗歌界也算写出了一点诗名。之后，我又收到过梅绍静老师的作品留用通知，也收到过大卫、周所同、李文彦等几位老师的作品留用通知，《诗刊》都一一给予了发表。

作者和刊物也讲缘分，缘分确实有深浅。每个诗人的作品，有的发表早一些，有的发表迟一些；有的发表次数（或首数）多一些，有的发表次数（或首数）少一些。这些，固然和编辑审美趣味、作品自身质量有着极大关系，但有时就看缘分——不是你找刊物，而是刊物找你。比如，我于《上海诗人》发表的组诗《在泥泞中失声》，怎么也没想到，过了近半年，还能被《诗选刊》转载。这就是刊物找到了作品、找到了你。有时，忽然看到的发表着实令人欣慰。《诗歌报月刊》改成《诗歌月刊》后，我按新地址投了数首诗，随后很快就把这个事给忘了。有一天路过一所中学门口的报摊，看到铁丝条上挂有一本《诗歌月刊》，好奇心促使我取下仅有的这本《诗歌月刊》，在目录里赫然看到我的名字，发表了我的两首诗歌。这一刻，我异常惊讶，这才想起之前的投稿，马上买下了这本已经出版了两三个月的《诗歌月刊》。之后我想，那里怎么会独有这本诗刊，怎么又偏偏是有我的诗歌、被我恰巧碰到的这一本呢？确是奇遇了。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2018年的某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休息，手机铃声忽地响起，传来一位女性的柔软之声，她说她是《诗林》编辑部的安海茵，之前曾在《诗林》邮箱选稿中编发过我的组诗，认为我是那种来自基层却颇具实力的作者，她现在正编某期《诗林》，还缺半个页码的诗歌，让我精选两三首诗歌新作传给她。也许我当时太贪心吧，身边正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组诗，就不假思索地按邮箱全部发送了过去。后来根据时间推算，那期杂志并没有给我刊发半个页码的诗歌，而是在下一期发表了两个页码、计十余首诗歌。当收到杂志后，我庆幸之余，又不免为投稿时的冒失之举而羞愧，打心眼里感激安海茵老师，是啊，她的大度，她的不吝版面再次容纳了我的拙诗。诸如此类的事例，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此外，写作中也使我逐渐认为，诗人创作的每一首诗歌，都有其自身的传播运气，比如我的大型组诗《灵魂书写录》，其中篇章曾被《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诗林》及其他综合刊物以单首或组诗形式发表。

作为一个诗写者，多年来投稿时，我其实从未专挑“八大诗刊”，而是更多地选择合适的各类文学刊物。因此，除“八大诗刊”外，我还在《江南诗》《草堂》《汉诗》《新诗选》《中国诗人》《上海诗人》《浙江诗人》《延河诗歌特刊》《散文诗世界》等发表过作品，当然有的不止发过一次。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的诗歌上过中国台湾的《笠》《葡萄园》、美国纽约的《一行》等海外华语诗刊。

据说，能否上“八大诗刊”是许多诗作者的一种情结，他们的订刊、阅读、投稿始终围绕着这些刊物。这就回到本篇的开头，正因此，那个哥们才有意无意地询问我“八大诗刊”的发表情况，也许在该哥们的心里，上“八大诗刊”也是一个诗人的“级别”吧。

然而，我认为，写出一两首真正的好诗，才应是每一个诗人的终极目标，这似乎和发表没多大关系。我看到，国内许多备受推崇的实力派诗人，每年在认定的杂志上仅仅发表一两组诗歌，他们看重与维护的是诗歌艺术品质和诗人艺术声誉。其实，如果你写得公认的不好，发得愈多则愈露丑。而在诗歌专业内部，更是唯诗是论——好诗是唯一判定诗人优劣的标准。记得早年陕北现代主义诗人李岩给我说过一句话：“吕德安的诗在官方刊物发得并不多，但他是中国最有成就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自带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