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他口才好，又能说会道，平素爱开玩笑、讲故事。所以，牧民们都喜欢他，称他是个“红火人”，他走到哪里，就把红火带到哪里，把笑声带到哪里。

这一年，王强24岁。在草原上，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大多已经成家。他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也开始盘算起了成家这码事。王强人缘好，牧民们平素都乐意和他交往，当他们知道王强有了结婚的想法时，就主动给他做媒人，一时之间，说媒的人接踵而至。今天这个来介绍姑娘，明天那个来说对象。王强表面上应付着，却不上心。牧民们都以为他心气高，瞧不上草原上的姑娘。其实不然，王强心里早有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巴图那顺。

那是一个午后，王强去井台上打水，远远地看见有个姑娘骑马赶着一群羊走了过来。那姑娘身材挺拔，风姿绰约，一条蓝色的头巾随风飘扬。这是怎样一幅景色啊！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蓝天白云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草原上，风姿绰约的女子沐浴着金色款款而行……这景象宛如一幅绝美的草原油画。王强看呆了，他痴痴地欣赏着这幅“油画”，直至姑娘走近了，他才看清她的脸，那是一张被草原阳光晒得微微发红的脸，眼睛又大又亮，清澈得像草原上的湖水。王强认得她是巴图那顺，他在心里默念着巴图那顺的名字，但巴图那顺没有理他，轻轻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留下一串渐行渐远的马蹄声。

王强站在井台上，手里的水桶忘了放下来。他的心被那双眼睛勾去了，自那一刻起，他对巴图那顺油然生出了爱慕之心。

王强自看上巴图那顺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他再也不“灰说六道”，也不再到处开玩笑了。他变得沉默、变得拘谨起来，他经常一个人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牧民们看在眼里，知道王强有了心上人。就鼓励他：“看上哪个姑娘了，就大胆去追！”

其实，王强不是不敢追求，他只是有一些顾虑。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担心被拒绝。在这个凡事讲政治身份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谈对象被拒绝是常有的事。他不知道巴图那顺会不会在意家庭出身，也不知道她的父母会不会同意。他思前想后，决定亲自登门求婚。这样万一被拒绝了，也不会被别人知道，自然也就没人笑话他了。他这样盘算着，但还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队长张银保，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张银保是个热心人，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要给他保媒！王强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你是队长，有政治影响。人家不同意也得同意，还是我自己来。”张银保想了想，点了点头。

一天黄昏，王强和张银保一起来到了巴图那顺家。巴图那顺放羊还没回来，只有她的父母在家。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简单的陈设。

王强和张银宝与两位老人寒暄着，说一些家长里短的话。言语间，他觉得老人的态度还算和蔼，就给张银保使了个眼色。张银保会意，借故离开了。当屋里只剩下他和巴图那顺的父母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把自己想娶巴图那顺的想法说了出来。他说完，紧张地等待着回应。

巴图那顺的母亲没有说话，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巴图那顺的父亲久久地凝视着王强，目光如炬，看得王强心里直打鼓。那目光像是在审视、像是在判断、像是在拷问：你这个南京来的知青，是真的吗？王强不敢躲闪，迎着那目光，让自己显得坦诚。

过了很久，巴图那顺的父亲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看巴图那顺的态度吧。”语气平静，听不出喜怒。

王强只得告辞。临走时，他特意叮嘱两位老人，不管巴图那顺同不同意，请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他始终担心被别人知道了，笑话自己。

红井小队有一口水井，队里的牧民们都来这里取水。这里实际上成了生产队的一个消息中心。张家儿子找了个漂亮媳妇，李家大嫂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管谁家有什么事，不消半天时间，就会从井台边传向各家各户。

王强自打去巴图那顺家求婚后，就特别留心起井台来。他每天去那里打水，有意无意地去听人们说话，看有没有人议论他。还好，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和巴图那顺的传闻，他的心稍微踏实了些。可是，巴图那顺迟迟不回话，又让他焦灼不安起来。有几次，他想趁巴图那顺到井台上打水时问个究竟，可巴图那顺看见他就躲，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留。整整一个夏天，他没有等到巴图那顺的一句回话。

秋天，王强又被派到“大寨田”当保管，他心想，这下可不好办了，那里很远，离他原来的驻地有几十里的路程，以后想见巴图那顺就更困难了。巧的是，当王强到“大寨田”当保管之后，巴图那顺却经常到这里来。原来，巴图那顺是抱养的，她的生母是“大寨田”的巡护员，她时常来看望自己的生母。这正是王强所期盼的，所以，每当巴图那顺来看望生母时，他就让队里改善伙食。有时让炊事员多炒两个菜，有时让炊事员炖点羊肉。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巴图那顺，虽然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但他觉得，至少巴图那顺会知道，他在惦记着她。尽管他依然没有机会直接向她表白。

那年冬天，王强被调回大队担任会计。大队给他配了一匹马，还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土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房子虽然简陋，但好歹是他一个人的空间。他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想着，如果巴图那顺能来这里坐坐，该有多好。

一天下午，王强准备出去遛马，却被大队长给拦住了，递给他一张字条，说是巴图那顺给他的。字条是用烟盒纸写的，皱皱巴巴的，上面全是蒙古文。王强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却不认得蒙古文。他把字条翻来覆去看了看，只得让大队长给他翻译。

大队长虽然能说双语，但要把蒙古文准确地翻译成汉语，还是有些困难。他磕磕巴巴地念着，时而挠头，时而皱眉。王强从他词不达意的翻译中，渐渐明白了字条里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你曾向我求过婚，我现在同意，你同不同意？

王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让大队长又念了一遍。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同意！”王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随后又补充说，“我怎么会不同意呢？为了这句话，我等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大队长笑了笑，朝不远处招了招手。一个身影缓缓走了过来，是巴图那顺，没错，她穿着蒙古袍，围着蓝色的头巾，一步一步走了过来。王强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欢喜，有感激，还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夕阳远悬天边，金色的阳光映照着草原，也映照着王强和巴图那顺，他们坐在一起敞开了彼此的心扉。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面对面地说话。王强看着巴图那顺，心里有着很多话想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沉默了一会儿，决定先说自己的身世，在他看来，这始终是横亘于他们感情之上的一道坎，只有越过了这道坎，他们才有继续相处乃至结婚的希望。

“我出身不好，你不怕受影响吗？”他坦诚地说。

巴图那顺看着他，眼睛里闪着脉脉温情：“我是找对象，不是找家庭和社会背景。”

这话像一束光，照进了王强的心里，那长久以来，潜藏于心的阴影，在那一瞬间敞亮了起来。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踏实，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轻轻问巴图那顺：“你喜欢我哪一点？”巴图那顺说：“你是个红火人。”王强愣了一下，随即偷偷地笑了。

几天后，王强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巴图那顺家，这次，他不再忐忑了，而是信心满满。他郑重其事地向两位老人提亲，满以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然而，当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巴图那顺的母亲倒是没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而巴图那顺的父亲却表现出了老大的不情愿，他找了一大堆理由横加阻挠。他说他就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他说你是南京人，哪天拍屁股回了南京，撇下女儿怎么办？他说你看某某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婚，某某经常打老婆，某某夫妻天天闹矛盾……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了很多推诿的话。

王强知道，巴图那顺父亲说的都是实情，其中的那些人，他也认识，其中的那些事，他也全知道。可是，他没法解释这些事情。他只能说，我不会的，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巴图那顺的父亲只是摇摇头，不肯相信。

王强有些急了，他看着老人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向您保证，我永远不离开草原，永远不离开巴图那顺。”

这话说出口时，王强自己先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样坚定的话来。可这话说出来后，心里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坦然。

巴图那顺的父亲看着王强，目光里闪过一丝惊讶。沉默良久，他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既然你们两人都同意，干脆结了婚算了。”

这话完全出乎了王强的意料，他没有想到老人会突然改变态度，而且很干脆，干脆得让人猝不及防。他站在那里，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因为快要过大年了，他们商定来年正月初四去公社办理结婚登记。

正月初二，王强独自在家里想着心事，想着即将步入的婚姻殿堂，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感慨……突然，巴图那顺的生母来找他，说是巴图那顺病了。王强一听就急了，怎么突然间病了呢？他想了想，可能是巴图那顺想让他去给自己的父母拜年。他这样想着，赶紧跑到供销社打了一斤散酒，就往巴图那顺家赶。

王强来到巴图那顺家，两位老人对他倒也客气。只是巴图那顺不在家，到草原上放羊去了。王强随即又来到了巴图那顺放羊的地方，只见她一个人坐在草地上，羊群在周围吃草。王强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问她怎么病了。她说是感冒了，没什么大事。王强也没再说什么，默默地陪着她放羊。整整一个下午，两人没说几句话。黄昏，王强将要离开时问巴图那顺：“什么时候结婚？”巴图那顺说：“什么时候病好了，什么时候结婚。”

王强回到自己的小屋，又开始等待起来，只是这次没有让他等太久。正月初七，巴图那顺骑马来到他的住处，说明天去登记结婚。他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巴图那顺走后，王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巴图那顺骑的是走马，平稳缓慢；他骑的是奔马，跑起来飞快，这两种马是走不到一起的。应该去借一匹走马，这样才能步调一致。他这样想着，立即行动了起来，策马跑了十几里地，来到生产队饲养室，向马倌说明了来意。

马倌是个爽快人，一口答应了下来，还特意让妻子给王强包饺子吃。马倌两口子是陕西榆林人，包得饺子特别香。王强吃着饺子，心里暖乎乎的。这是他到草原以来，吃得最难忘的一顿饭。

傍晚，王强准备回家时，马倌拉住他，非要一起喝酒不可。王强怕误事，不肯喝。马倌拍着胸脯保证：“明天保证不误事！”王强推辞不过，就和马倌喝了起来，两人推杯换盏喝了整整一个晚上，也不知喝了多少酒。第二天天一亮，王强晕晕乎乎地骑马往回赶。当他回到住处时，巴图那顺早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穿着新袍子，围着蓝头巾，安静地站在门口。王强心里一阵愧疚，连连道歉。巴图那顺也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在去公社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雪，先是纷纷扬扬、越下越大，最后变成了鹅毛大雪。他们骑着马，在雪中默默前行，任由漫天飞雪落满周身。巴图那顺本来就不爱说话，王强因为自己迟到，觉得理短，也不好再说什么。两人就这么默默地走着，走在茫茫的旷野里，走在即将开启新生活的雪原上。

突然，巴图那顺说了声：“给。”伸手递过来一样东西。王强接过来一看，是一块花手绢，叠得方方正正的。王强明白，这是恋人给他的定情信物，这意味着，恋人将自己完全地交给了他。王强握着手绢，感受着那绵绵的情思，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我绝不会辜负你！”他在心里默默许下誓言。许久，他将手绢小心地揣进怀里，放在贴近心口的位置。

结婚登记很简单，交两毛钱，对着毛主席像鞠三个躬，两张结婚证就到手了。办完手续，他们从供销社打了十斤散酒，回到了巴图那顺家。巴图那顺的两个姨妈也来了，一家人吃了一顿面条，在大炕上住了一宿，他们的婚就算是结了，没有婚礼，没有喜宴。

第二天，王强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巴图那顺依然住在父母家。虽然他的住处离巴图那顺家只有十来里路，虽然他们也经常见面，却一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有时候，王强去看巴图那顺，两人在草原上走走步，说说话。有时候，巴图那顺也来小屋看王强，带点吃的给他。日子就这样过着，平淡而温馨。

那年秋天，大队特意给王强准了假，让他回家盖房。王强巴不得拥有自己的房子，就高高兴兴地张罗去了，选址、备料、建房……前前后后忙活了几十天，终于盖起了一间土坯房。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墙是土坯的，顶是茅草的，窗户小小的……房子盖好后，巴图那顺天天跑来给新房烧火。她盼望着早日将房子烘干，早日入住，结束他们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冬天，房子终于烘干了，可以入住了。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入住新房的节骨眼上，王强的账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少了3800块钱，一下子成了轰动草原的“惊天大案”。

很快，工作组进驻大队，开始查账，王强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每天，工作组的人找他谈话，问他钱去哪了。他说不知道，他不相信自己的账会错。可是，账面上的数字就摆在那里，差了3800，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他肯定将钱寄回南京了！”

“一准是把钱挥霍了！”

一时间，草原上传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各种猜测，传遍了千家万户，似乎坐实了这钱是被王强侵占了，甚至连巴图那顺也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她问他：“你真的没拿那些钱？”他说：“没有。”她继续问：“钱哪儿去了？”他说：“我也不知道。”

账查了一个月，依然没有任何结果。王强心里越来越不安起来，他知道，如果再查不出结果，厄运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就在这时，一位曾经做过会计的老大爷站了出来，他说，查查上任会计的账吧。

工作组采纳了老大爷的建议，着手查起了上任会计的账。这一查，问题水落石出了，账果然是错在了上任会计的手里，王强的账分毫不差，那3800块钱，根本就不是他经手的。真相大白，王强的清白被证明了。

“我还是当我的羊倌吧。”账务风波过后，任凭队里如何劝说，王强坚决辞去了会计职务。他重新拿起了羊鞭，走在了熟悉的草原上，看云卷云舒，羊群自在，心里有一种久违的平静。

这年腊月，结婚整整一年、历经了诸多波折的王强和巴图那顺，终于入了自己的洞房。夜里，王强看着身边的妻子，想起这一年来的波折，心里五味杂陈。他轻声说：“委屈你了。”巴图那顺握着他的手，轻轻地说：“有你在，就不委屈。”

两三年后，许多知青陆续离开了草原。有的招工回城了，有的上学回城了，有的找门路也回城了。草原上的知青越来越少，空置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已有一双儿女的王强，却依然住在那间小屋里。面对数次回城、招工的机会，他全都放弃了，他选择了留在草原。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坦然地说：“因为我热爱草原。”

大队拆了那些人去房空的“知青房”，把木料送给王强，让他重新盖几间大房。王强照办了，在知青大量返城的时候，他搬进了自己的新家。新房比原来的大，比原来的结实，一家四口住着，宽敞多了。

1979年，草原深处，一户蒙古族牧民的毡房里，一个新生的女婴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添丁进口，这本该是欢天喜地的事情，可命运却偏偏给他们降下了残酷的厄运——产妇大出血离世。孩子的父亲痛失爱妻，望着怀中嗷嗷待哺的幼小生命，满目怆然，竟萌生了弃养的念头。

那时，王强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本就捉襟见肘，他和妻子早就做出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可当他得知那个刚出生的女婴将被抛弃时，顿生怜悯之心，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这份生命的牵挂。他顾不得自家生活清苦，毅然将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抱回了家。妻子与岳母也深表同情，她们没有怨言，尽心尽力去照料这个孩子。没有奶水，她们便东拼西凑买奶粉、米糊，熬肉汤、米汤、菜汤，一勺一勺地喂，硬是将那个气息奄奄的女婴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

孩子的生父每每与人说起此事，总是眼含热泪，连连称颂王强是好“安达”。从此，两个男人结为了真正的“安达”，生死之交，情同手足。

这一年，大队任命王强担任红井小队队长。责任在肩，王强琢磨的第一件事，是怎样提高生产队的经济收入，扩大分红，让牧民们过上好日子。但他心里也清楚，生产队除了羊和羊粪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羊，属于集体财产，不能随意处置或变卖，除此之外，唯一能利用的就只有羊粪了。王强注意到，草原上的羊粪特别多，而那些羊粪，除了烧火煨炕，基本派不上用场，堆得到处都是。他决定用这不起眼的羊粪来赚钱。可他的这个想法，牧民们全不看好，有人甚至认为他是胡闹。王强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主意。他先从乌海兵工厂雇来几辆大卡车，把草原上的羊粪拉到宁夏石嘴山，卖给当地的支农单位。然后，从贺兰山拉上煤炭卖到吴忠。最后，从银川拉着大米回到草原。几趟下来，生产队的分红节节攀高。

1979年，王强家分红800多元。这是他成家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其他牧民的收入也非常可观。牧民们捧着钞票，回想过去不过百八十块钱的全年分红，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围着王强，问他：“这真是咱一年的分红？”王强笑着说：“没错，是咱一年的分红，是咱用羊粪挣来的！”牧民们感喟不已，一个劲地夸王强是能人。

1983年，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草原上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王强所在的生产队就地解散了，草场和羊群分到了各家各户。王强第三次当起了羊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在自己家的草场上，放养自己家的羊。

席卷神州大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仅吹醒了沉睡的草原，更吹醒了草原上人们强烈的发展意识。阿尔巴斯乡乡长赛丰嘎求贤若渴，先后五次登上王强家的门，请他出山发展地方经济。因为他当年用羊粪赚钱的故事，早已成为草原上的传奇和美谈。王强被他的诚意打动，决定跟乡长一起干，但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赛丰嘎当即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入党申请表，说：“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自此，王强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先后担任阿尔巴斯乡副乡长、乡长。那段时间，是他到草原以来最繁忙的时刻。有时候，半月二十天也回不上一趟家。每天，他不是奔波于各个嘎查之间，处理各种事务，就是协调各方关系，助力牧民发展牧业生产，提高家庭经济收入。那段时间，也是他人生中最为伤感的时候。父母相继在南京去世，他都没能回去见上双亲最后一面。自古忠孝难两全，他在深深地自责中，继续为草原的建设尽心竭力。

后来，王强被调到鄂托克旗政府有关部门任职。那时，他家的四个孩子都已陆续上学，家庭牧业生产日益繁重，妻子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而王强的工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对家庭的关照也越来越少。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快退休的时候，提前办了退休手续，重新回到草原，再次做起了羊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