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锦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旗境总面积1.89万平方公里，占鄂尔多斯市总面积的22％。杭锦旗位于黄河“几”字弯南岸，黄河流经全旗249公里，库布其沙漠横亘东西，将全旗分为沿黄河地区和梁外地区，北为沿黄河地区（简称“沿河”），紧靠黄河南岸，属黄河冲积平原，是旗内主要的农耕区。南为梁外地区，属荒漠、半荒漠草原，是旗内畜牧业基地。杭锦旗处在历史上的“河南地”，自古以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交替留居，共同开发，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

一、自然条件决定该地区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错发展的地带

大约在距今3500年开始，地球气候明显地向干凉方向转化。从亚欧草原地带气候发展的总趋势看，公元前1200年到前500年期间，进入了一个新的清凉干燥期。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亚欧草原地带气候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游牧业的产生。随着北方气候环境逐渐向干、冷方向变化，家畜饲养成为原始农耕经济的重要补充，畜牧从农业经济中逐步分离出来。杭锦旗所在的黄河河套地区，既是欧亚草原东部的边缘，接近发达的中原农业地区，又因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促使畜牧业从农业经济中分离的步伐较之其他地区更为显著。

由于杭锦旗地区的自然环境的因素，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或营游牧，或事农耕，或狩猎，或兼而有之，异彩纷呈，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由于经营不同的产业，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民族体系。经济上的两种类型，民族上的两大体系，成为这个地区的鲜明特点。

二、纵观杭锦旗的历史文化发展，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脉络

（一）先秦时期。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民在碰撞和交往中促进了交融。春秋战国时期旗境为匈奴游牧之地。游牧文明早期辉煌时代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考古发现数量最多的在杭锦旗。较著名的主要有阿门其日格乡的桃红巴拉、阿鲁柴登，达布素壕来墓葬等。这些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铜器铁器和制作精美的金银器等。种类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及车马具等，尤其装饰品的数量为多。特别是阿鲁柴登发现的鹰顶金冠饰，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胡冠”标本，为研究当时活动于此的匈奴部落社会阶级构成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桃红巴拉墓出土的中原铜斧、铁刀、丝织品等等，均是当时北方各部族与中原华夏族经济文化密切交往的实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杭锦旗境属于赵国。

（二）秦汉时期。秦汉在该地区设置郡县，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统一政权之下，并加强边疆治理和经济开发，促进了民族融合。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掠取河南地”。秦朝通过军事进攻、修筑长城、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发展农业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新拓“河南地”重点开发。杭锦旗境属九原郡。第一次将河南地置于中原王朝统一政权之下，不仅扩大了大一统政权的版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祖国北疆的开拓奠定了基础。匈奴因此败撤，退居阴山以北的漠北草原，河套地区尽纳入秦的版图。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秦末政局动荡、战乱频繁，所迁徙居民逃散，匈奴复居河套地域。匈奴乘秦末的混乱时机，重新夺回了此前秦占领的阴山及其以南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大部。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西汉国力强盛，元朔二年汉武帝发动“河南之战”。卫青击走匈奴属部楼烦、白羊王部，占据“河南地”，筑城置朔方郡。“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汉夺取匈奴‘河南地’以后，修建朔方城，置朔方郡……其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杭锦旗、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鄂托克旗一带。朔方郡领三封、朔方、窳浑、沃野、临戎、临河、修都、渠搜、沃樊、呼遒10县。有户34338，人口136628。”“已知朔方县城址在乌拉特前旗东南之黄河南岸一带，境内有金连盐池和青盐池。”通过史料记载可以判断朔方郡辖境大体在黄河几字弯北端，范围包括今天黄河南岸鄂尔多斯杭锦旗、鄂托克旗，黄河北岸巴彦淖尔部分地区。朔方郡所辖范围大部分在杭锦旗，其中朔方县位于杭锦旗境内哈日芒乃淖尔湖北。另外，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遗址属汉朝西河郡治所平定县。

两汉在秦朝的基础上，加大了开发力度，以河套地区最为突出，尤以西汉武帝时最盛。以移民屯垦为中心进行经济开发；“西河农令”和“朔方农丞”官印的发现证明汉朝派遣主管农业官员专门负责农业开发；在今天的哈日芒乃淖尔湖，设立了盐官以规范盐务；考古工作者在霍洛柴登古城遗址发现的大型铸币工场，填补了北疆地区古代货币发掘与研究的空白。

西汉对朔方郡、西河郡的开发，扩大大一统政权的疆域，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央王朝在今内蒙古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带来了社会安定与和平。使匈奴无法在河南地立足，巩固了北疆安全。两汉时期的河套地区，“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人丁兴旺，农牧业不断发展。汉匈民族间的交往交流融合空前。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晋时期，杭锦旗所处的黄河南岸生活着许多羌胡部落。东晋十六国时期，旗境曾先后为后赵、前秦、后秦、夏政权的属地。南北朝时，先后为北朝的北魏、西魏、北周政权的属地，是防范柔然袭扰的边防重地，曾为北魏朔州的广牧郡。隋初，在今五原县南设丰州（后改为五原郡），今杭锦旗属其辖地。唐前期对内蒙古地区的统辖和管理在行政建制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置道、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杭锦旗属于关内道，夏州。另一种是设立羁縻府州，间接管理居住和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又设立管理各地羁縻府州的都护府和都督府。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在黄河北岸置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旗境又成为唐朝政府管辖内附“突厥余众”的区域。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与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出现。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大致有这些：汉末三国，主要是汉、鲜卑；西晋时主要是汉、羌胡；十六国时期，汉、匈奴、鲜卑、羯、氐、羌；南北朝时期，汉、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隋朝，汉、突厥；唐朝，汉、突厥、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契丹。这一时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不断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四）辽宋夏金元时期。公元1038年（宋宝元年），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西夏王朝统治中国西北包括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和鄂尔多斯市大部，宁夏和甘肃西北部，达195年。杭锦旗境属于西夏。西夏经营西北黄河流域，既有黄河灌溉区农业，也有沙漠式牧业。河套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得到发展。公元1227年，蒙古汗国灭西夏，河套和套西地区纳入了蒙古汗国管辖范围。元朝时，杭锦旗的梁外地区属于陕西行省察罕脑儿宣慰使司管辖范围。察罕脑儿宣慰使司既是元代驿站的枢纽，也是元代鄂尔多斯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杭锦旗的沿河部分则为黄河对岸的元代兀喇海路管辖。多民族的社会构成及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依然贯穿于辽宋夏金元时期。

（五）明清时期。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河套入明版图。明成祖“五出三犁”，蒙古极度衰落。数十年中内蒙古几乎无人驻牧。明朝永乐年间，明长城防御体系南撤，河套地区遂成为牧场。河套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无人居住。河套成为“空虚之地”，草木深茂，鲜有人迹，生态极佳。一些蒙古部落进入河套，人数不多，冬春之际乘冰冻河封出入，不敢久居。春天黄河冰化之前再北上。达延汗，还有达延汗的孙子俺达汗都曾驻牧于此。明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成为漠南蒙古右翼诸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达延汗分封，划地驻牧，鄂尔多斯为蒙古右翼三万户之一。

1636年，皇太极接受尊号“博格达彻辰汗”，建国号“大清”。漠南蒙古正式归附清朝。清朝，推行盟旗制度，“内蒙古”的叫法开始出现，成为漠南蒙古49旗的统称。鄂尔多斯部被分为6旗（后改7旗），并会盟伊克召（王爱召），此为伊克昭盟的由来。清顺治六年（1649年），以杭锦部为主建旗，时称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清末改为杭锦旗。清末，杭锦旗成为蒙汉杂居区，这里的各族人民互相帮助，相依为命，共同生产生活。

三、杭锦旗旗名来源体现的民族融合

“杭锦”系由突厥语“康里”（正音“杭里”）演化而来，意即“车子”，原是突厥族内部一个势力集团的名称，后为部落名。六世纪中叶，突厥部落强盛，从阿尔泰山一带扩展到本旗境内，并吞并了邻近的其他部落，西魏时建立政权。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七世纪中叶被唐所灭，之后突厥部落人口数量大大减少，有千户居民游牧于旗境。他们擅长发明创造，能制造各种生产和生活工具。当时由于战乱他们的多数畜力被唐军缴获，因此他们制造了一种人力推车，突厥语称“康里得”，能推运一二百斤的物品，实用于平原地带，比牛、马、骆驼驮运更方便。经过几个世纪，人们习惯将突厥部落曾经居住的地方称“康里”“康令”。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讨伐西夏时杭锦旗境大部地区为蒙古部落占据，之后“康里”改称“杭盖”（汉语较好的意思）。据《蒙古秘史》《蒙古宝典》《宋史》等文献记载，元朝统治前期境称“康里得”“康里”。清朝统治后实行盟旗制度。清顺治六年（1649年），以“杭锦”部为主建旗，时称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清末改为杭锦旗，延续至今。从杭锦旗旗名来源可以看出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及大一统政权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发展。

通过研究杭锦旗历史文化，不难发现，两千多年来，生息于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之间，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虽时有冲突，但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和平友好，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追求国家大一统步伐从没有停止，各民族互学互鉴互融互通从未止步，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北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