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祖籍山西，据家谱记载，大约是清乾隆年间，我曾祖的曾祖，一个大名叫栗彦通的先人，拜别榆次老家，一路西来，越过长城关隘麻地口，来到塞外边陲小镇哈拉寨谋生、创业，而后定居于斯，安葬于斯。

哈拉寨位于准格尔旗与府谷县交界处，东距麻地口六十华里，而西距准格尔旗五字湾镇仅十五华里。哈拉寨在当地口语中一直叫黑拉寨，是一个蒙译汉名。在蒙语中，黑拉是黑色的意思，大意是说这里是个黑色的山寨。黑拉切哈，于是有文人将其雅化为哈拉，或许还有规避“黑”字的缘由吧。史料记载，这一带原本为塞外之地，属蒙古王公贵族地面，早年间曾有驻军把守，故取名为“寨”。后来这一带划归“口里”（长城关口南侧）“口外”（长城关口北侧）的军事隔离带。因长期闭垦闭牧而野草芃生，远望黑乎乎一片，故俗称“黑界地”。清康熙年间。御批放垦长城以北的黑界地，准许口里的汉民来此垦殖，一时间便有大批的晋、陕农民纷至沓来。到清朝中叶，这一带进而划归陕西省神木县理事司员管辖，因而原来的口外之地变成了“准口里”。在放垦不断向西延伸的过程中，这里成为“口里”和“口外”的桥头堡、中转站。我的先人栗彦通来此创业，大约正是看准了这个地方的地缘优势：进可“走西口”，退可回口里。

据研究西口文化的专家学者称，当年走西口的人群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为逃荒务农（兼做苦力）走西口，一为经商贸易走西口。据此推断，康熙年间来哈拉寨的先民，大约多为务农一族。但随着雍正、乾隆时代行政归属的改变，后来者就应该以经商为主了。栗彦通来此，正为以商而来。

西口放垦之初，政府严令无论是农民还是商民，一律不准于口外宅居，更不可定葬。务农者只能春种而来，秋收而去。其居所多为临时搭建的半地穴式的茅庵草舍，而打工者则多起居于“羊房子（放羊人避风雨的简易房屋）”“窑房子”“工房子”。口粮加工可到“官碾房”，就餐可到集体食堂“×伙房”。经商的人叫作“跑边客”，以蒙古族牧民所需的生活用品易换口里人所需的役畜、皮张、肉食。其活动时限较农民略有宽限，但也是春来冬去，不可留居。

口外的特产有两大宗，一是役畜与畜产品，二是糜、黍、莜麦及油料等农产品。于是像哈拉寨一类的边陲小镇就成为农畜产品交换和加工的首选之地。既然是“准口里”，又成为定居、定葬的理想去处。因而这些沿边小镇一时又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和置业的宝地。有资料称，乾嘉盛世之时，哈拉寨小小的弹丸之地居民壅塞，商铺林立，旅店甚多，各类小手工业门类齐全。什么铁匠铺、木匠铺、靴铺、麻绳铺、毡坊、纸坊、油盐铺、醋酱铺、饭铺、粉坊、豆腐坊应有尽有，还有什么鼓坊、画匠坊、染坊等一应俱全。特别是制酒的缸坊、榨油的油坊、碾米磨面的碾、磨坊，鳞次栉比，一家紧挨一家。一个长不足里半、宽不足半里的小集镇，居然有油梁七十二道之多。集镇里终日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叫卖声通宵达旦，不绝于耳。逢年过节更是热闹非凡。每当春、秋两季，人来人往更显得人满为患。即以清明祭扫为例，四面山头上的坟茔里亦是人头攒动，纸钱乱飞。以致后来民间曾有“小北京”之称。

栗公彦通以多年打拼，终于在哈拉寨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来，开办了一家名曰“庆成园”的栗家字号。栗家大院一连三进，前为门面店铺，中为门类齐全的加工作坊，后为居室住所。经营方式为行商、坐商两便，坐商外通蒙地，内通山西，行商则深入准旗腹地，相与众多。就这样“身而子，子而孙”前后传承六世，直到我父亲这一辈，到了民国年间，内蒙古进一步放垦而政策放宽，才来到准格尔旗五字湾镇定居，成为“口外”的正式居民。仔细想来，栗公的店铺虽然在“准口里”的哈拉寨，而办的是口外事，赚的是口外钱，所以我以为他是另一种形式的“走西口”。

综观栗氏家族“走西口”的全过程，大体可视为两步走：先到“准口里”的口岸地带立足，然后再到口外安家。这可引用一句古语，叫“一变而至鲁，一变而至道”。

这种两步走的走西口，当年绝非我栗氏一家。因此我将其称为“又一种形式的走西口”，不知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