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平：可以看出，你的生态书写已经由自发抒写到了自觉书写。从作家的视角而言，现实铺开如此波澜壮阔的一幕，确实应该大书特书。你的采访是否得到空前的支持？因为涉及现实环境问题，官方持什么态度？

肖亦农：鄂尔多斯在沙漠铺开跨世纪的治理工程，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我的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采访，也是我历史性的、划时代的采访。我始终受到鄂尔多斯高层的重视和支持。应该说，政府既然敢于铺开这样前无古人的工程，一定敢于让作家、记者宣传这样的伟大实践。

这种做法，在鄂尔多斯的高层是一贯的态度。

在20世纪末，我采访“一体两翼”战略工程时，当时的伊克昭盟委书记陈启厚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告诉我，“一体两翼”是战略设计，“3153”工程是量化工程。量化工程规定了每一户农民在整个环境治理中的具体事情，譬如说建造多少标准田，建设多少水浇地，种植多少经济林，养殖多少猪和羊等等。量化工程看起来“农民化”了许多，但动员农民行动起来，就得设立可操作、易执行的“农民化”指标，必须让农民直观地看到自己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和利益，从而投入到这项伟大的生态环境战略工程中。他说，这样大规模的沙漠治理工程，必须发动农民这个主体。

21世纪初，我采写生态环境保护的时候，当时的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和我作了深入的交谈，讲述了鄂尔多斯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措施。譬如，从每吨煤炭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绿化费。这绝对是一个具有大格局、大眼光的创新举措。他说，鄂尔多斯作为新的资源型城市，必须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一边治理荒漠，一边污染环境，而应该一手开采煤炭，一手修复生态。因而鄂尔多斯大量资金投入荒漠化治理，也投入采空区修复。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生态建设不仅关乎环境改善，更关乎老百姓幸福指数。一定要把生态建设融入老百姓的经济生活。”

在2011年采访创作《寻找毛乌素》的时候，我有幸见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当时，鄂尔多斯工业发展一举跃上内蒙古工业强市的前沿，沙漠治理也走在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前列。领导们说，我们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论者，而是以现代生态文明思想和现代绿色发展思想为引领，推进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我深刻感受到了领导者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洞察。他们对鄂尔多斯沙漠治理有远见卓识，对鄂尔多斯工业发展的决心坚定，他们的见解让我对鄂尔多斯道路有了深刻认识，也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和思想。

可以看出，领导同志们的决策思路，前后一致。就是要让中国看见鄂尔多斯，让世界看见鄂尔多斯。应该说，这不只是是否支持作家创作和宣传的问题，而是执政者是否具有执政能力和政治远见的问题。领导们的热情和决心感染了我，我感受到了他们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环境治理的坚定信念，这也使我坚定了从事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创作的决心。他们为我的创作打开了采访的通道，也为我的构思拓展了思维空间。

李景平：你对生态文学书写这么有信心，并且信心这么坚定，那么，在基层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波折？或者受到什么阻力？

肖亦农：阻力倒是没有遇到，但说实话，那时候人们对作家的认知，并不像对记者那样深刻。我到现场去采访，很多人觉得作家飘忽不定，心里没有底。我清晰地记得，日本老人远山正瑛带着他的协力团第一次进驻恩格贝，恩格贝试验区成立的消息吸引了众多人参观采访。我也去了，但我没有地方吃喝、没有地方住，处于如此窘境，我没有气馁，就独坐在大沙梁上仰望星空。我看着广袤无垠的大漠黄河宛如一条巨龙蜿蜒而过，想着恩格贝注入的新的活力，我顿时感到，这片古老的沙漠正呈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气息。

第二天清晨，我满怀期待地闯进了翻译的办公室，急于见到远山正瑛。我迫不及待地告诉翻译：“我要采访远山正瑛，希望你能配合。”翻译愣愣地看着我，疑惑地问：“你是哪个媒体的？”我微笑着说：“我是个作家。”翻译似乎对我的身份并不在意，态度却因我的坚持而变得友善：“好吧，作家先生，我陪你。”就这样，她领我见到了远山正瑛。整个采访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有过多谈论自己的成就和荣誉，而是告诉我：“我是来赎罪的，替民族赎罪，弥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这种坦诚和谦逊让我深受感动。

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在恩格贝种下100万棵树。这个计划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远山正瑛的坚持和执着让我铭记于心。采访结束后，我被远山正瑛的精神深深打动。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人士，更是一位具有人类情怀和担当的智者。后来，他带着他的团队在鄂尔多斯种树14年，不仅改变了恩格贝的沙漠，更唤醒了人们对环保与和平的思考。这个人是真实的，这个人的故事也是真实的，他的整个治理过程更是真实的。如果我刚开始遭遇冷遇就退缩，我是抓不到这样真实感人的典型人物的。

李景平：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治理行动，引来了国外团队的参与，说明它的治理战略和治理工程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在这场鄂尔多斯沙漠生态治理中，你又发现了什么样的中国式生态治理典型？塑造了哪个中国式的生态环境治理典型，并且是怎样塑造的？

肖亦农：采访体验中，我意识到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对于鄂尔多斯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反映在我的作品中，就是我更加注重突出作品的环境意识和生态理念。但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理念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以塑造具有生态精神的人物来体现出来的。因而，我的生态报告文学写作，特别注重突出生态人物和环保英雄的塑造。

鄂尔多斯8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曾经高达96%的面积遭受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恶劣的生态状况导致水资源极度匮乏，老百姓生活用水都按照时间表严格供应，中央领导到鄂尔多斯视察，宾馆连提供热水都成了难题。但是仅仅10年之后，鄂尔多斯成为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经济繁荣发展、百姓生活幸福的生态旅游城市。其生态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这里，有许许多多具有生态精神的人，在创造着这一切。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名为“英雄中国”的系列丛书，丛书之一是一部讲述鄂尔多斯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作品。这部作品落在了我头上。我深知，书写这样一本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品，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于是，我采访创作了《英雄中国：人间神话鄂尔多斯》，全景式地展现了鄂尔多斯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向社会呈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鄂尔多斯。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杰出的生态治理者——殷玉珍。一个看似平凡却毅力非凡的中国女性，一位来自沙漠的巾帼英雄。我初见殷玉珍时，她正躬身在荒野，手握着铁铲子，在埋头种树。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铁铲在沙地上挖出一个又一个树坑、栽种一棵又一棵树苗，终于将6万多亩荒漠栽种成6万亩绿洲。这个成就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付出和坚守、奉献与创造。她以坚韧的毅力，在荒漠化严重的土地上书写着绿色的奇迹。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群人的创业史，还是鄂尔多斯人的创造史。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我深感殷玉珍女士的伟大与不凡，特意将她的事迹写入《英雄中国：人间神话鄂尔多斯》。

2011年，我收到了美国艾斯比基金会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我特意带去了关于殷玉珍和另一位治沙英雄宝日勒岱事迹的书，以及她们治沙所使用的工具，旨在向美国人展示中国女性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卓越贡献。当我向美国基金会代表讲述殷玉珍和宝日勒岱的故事时，他们脸上露出了惊叹与敬佩的表情。美国朋友被这两位东方女性的坚韧与毅力所打动，对中国人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的赞赏。我还记得，当我展示她们所使用的治沙工具时，美国代表们纷纷表示，这些看似简陋的工具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智慧与力量。我一直想向世界推荐我们的治沙英雄，这次访问，恰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巾帼英雄的机会。

由此，我深感自豪，因为我知道，殷玉珍和宝日勒岱的事迹和精神，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什么是真正的奉献。

2000—2010年，可以说是我生态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创作的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黑界地》及中篇小说集《灰腾梁》；生态文学作品有《人间神话：鄂尔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