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中年，往往陷入童年记忆不能自拔。此刻，夜深人静，我又追忆往事，被那些儿时过年的事情一遍一遍温暖。

记得母亲从三座茅庵村，再搬迁到树林召工程队家属院，每年都要养两头大猪，冬天卧猪后，自家吃一头，送各路亲戚一头，一头猪足以过个好年了，剩余的猪肉腌在大油坛，能吃到来年夏天豆角上架的时候。

过年的对联是父亲写的，一张红纸一毛四，买三四张，正房、凉房、猪圈、鸡窝、狗窝足够了。墙上的年画二毛钱左右一张，毛主席和杨开慧的油画必须买一张，接下来就是红色娘子军、娃娃抱鲤鱼，还有那些暖心的宣传画和故事画，买十张，满家喜庆。

除夕中午的桌面上自然有酥鸡、丸子、猪骨头、碗面、炖羊肉、炖鸡肉、油炸大豆、油炸虾片、皮冻，还有我最爱吃的绿豆芽。小小的红色炕桌，吃的是年货，酿出的是满满的家的温暖与幸福。

除夕夜吃了饺子，家里的炕桌便撤下盘碗，开始摆放油蛋蛋、调豆芽、油炸大豆，瓜子、花生、苹果、水果糖、转龙液二锅头等，还有火炉上熬制的砖茶，桌上的食材算是流水待客的基本要求。因为工程队家属院前排后排的邻居们从除夕夜就开始相跟着互相拜年，一直嬉闹到凌晨三四点才消停。

70年代，条件虽然一般，但母亲每年都给闺女做艳丽的花衣服，给儿子做蓝色衣服，唯独自己没有新衣服，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穿过崭新的艳丽的衣服，灰色和蓝色为基本色调。

父亲买了大麻雷、二红连、小鞭炮，母亲给我们兄妹四人平均分发，但给我分发的都是小鞭炮。可在初一那天早晨，我偷着拿了大哥的二红连，在旺火几乎燃尽的灰堆里用炮捻子拨拉着找火。二红连点着了，我却没发现，大姐喊着赶紧跑！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提着点燃的二红连猛跑，跑得越快，炮捻子燃得越急，瞬间手心被炸得黑乎乎的，二红连的威力还是太大了，我哭着跑回家，母亲自然要心疼。其实，不是我理解能力差，是大姐没有表达清楚，她应该提醒我二红连点着了，赶紧扔了，而不是让我跑。但经过这件事，“二瓷眼”的绰号更是名副其实了。

有件事情让我好多年都很感慨，那就是在我六七岁时候的一个腊月二十几晚上，母亲和父亲辛辛苦苦做了满满一瓮的油蛋蛋，放在院里吹晾，等冷却后准备放在凉房，结果被贼惦记了，拿得一颗都不剩。再做油蛋蛋，家里已经没有加工好的糕面，而且糕面需要热炒、发酵、冷冻、消融，时间又赶不来，过年，兄妹四人最喜欢吃的油蛋蛋硬是一颗也没有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