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草原布鲁斯》专注一个古老且现代、当下且永恒的话题，包含文明的冲撞和人性的异化。这一主题在宫崎骏电影中经常被赋予宏观视野，且与环保主义、后现代主义达成价值和解，对这一主题的延续探究，也成为东亚地域文学所共识的议题。全球化与自主性的矛盾、原生性与现代性的冲撞与共存、后殖民主义的裹挟等议题的叠加，《草原布鲁斯》得以具备深刻的普遍性。

当然，作家肖睿的作品以叙事见长，加上曾经丰富的影视创作经验，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开辟了一个现代感的空间，包括草原的原生力量、悬疑情节的铺展以及视觉冲击力的达成等元素，这些元素均加速《草原布鲁斯》异质化形态的产生。小说以草原为叙事的原动力，让故事的表达拥有野蛮生长的根基，发挥文学丰富技巧的作用，在梦境和现实中不断穿插，让其获得了自由表述的自足性。

音乐性与写作内韵

小说命名为《草原布鲁斯》，布鲁斯的词汇源头在美国，同样布鲁斯是北美最重要的音乐形态之一，其在国内又被翻译成蓝调。蓝调是19世纪中期美国黑奴田间劳作自发吟唱的曲目，又称“怨曲”，蓝调的节奏感与生命律动和劳动律动相吻合，其原始性、律动性和民间性的特质成为核心特色。而布鲁斯似乎与草原的韵律形态构成了某种天然的关联，在草原游牧人的日常生活中，音乐以呼麦为核心表达，高昂的唱腔、幽怨的内核似乎与蓝调构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共通。此外，二者皆为悠扬且广域的传播特质，而这一切让草原和布鲁斯构成了某种精神向度的关联。

在对《草原布鲁斯》的节奏探究中，也看到声音在叙事中的分量。草原作为呼麦的生发和传递区域，其传播的能量以“人声”为基础。小说赋予了三位女性角色音乐感的特质，而这一音乐感便来自“人声”的介入。草原家族的声音能量来自天然的吟唱，在歌曲的表达中，自然和土地的力量与“人生”形成了完整的共同体，“人声”的释放意味着自然天性以及人性纯粹的释放，但进入城市之后“失声”成为了她们生活的共同表征，肖睿在此让“失声”的意象外化，二姐霞的喉咙终生受损、野兔子的天然失语症等，让“人声”迅速隐匿于城市的叙事中。在一开一合的“音乐性”表达中，人性的善恶伴随音乐的开合形成了共振，构成了小说独特的韵律，乐感的存在亦是现代性叙事的见证。

此外，韵律感亦在整部小说中形成了“显-隐-显”的书写层级和节奏，在相对稳定的时空叙述内，小说的书写是自由且放肆的，稳定时空即角色的草原生活与童年记忆，安定感表现为对人物和环境的勾勒自然流淌。而当故事的视角转向城市文明和成人世界时，紧张感便随之而来，曾经的安定感让位于城市的光怪陆离、人性的复杂在城市中被放大，这展现为人物的“失声”“失语”和“失位”，小说的书写亦展现出城市特性的错位感和神秘感，直至主角团重返牧区之后，她们身上的原始能量得以回归，小说的节奏重归舒缓。

现代性与东方主义

草原是陆地上流动的海洋，可以理解为流动的故乡。在广袤的乡愁之下，空间的想象力是可以无限扩展的。草原带着原生态的呼吸感知，草原人的话语表现为清朗、自由的表达，精神内核即对于土地草场的坚守、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敬畏。相比较而言，城市基于固定的空间位延展，它依仗一个圆心进行环状扩散，而扩散的功能也意味着对低位领域的吞没。

草原与蒙古族有着天然的联结，草原是蒙古族的诗化象征，亦代表着蒙古族的原生信仰。华语文学作家在表达草原乡愁的背后，亦有城乡抉择的困境。同样，内蒙古也是作者肖睿的故乡，内蒙古也是《草原布鲁斯》生长的原动力。就笔者认为书中的诺敏草原所代表的不仅是土地自身，更是城市文明的反向空间的象征。

之前笔者提到的现代性，亦包含着东方主义对天然地域的瓦解和侵扰。在过往的影像呈现中，会有《赛德克·巴莱》《阿凡达》《幽灵公主》等经典作品，即原始和现代文明信仰的冲撞与斗争。肖睿则把原始和现代的冲撞进行了化用与借鉴，演变为现代与原始、工业与牧业、城市与草场、现实与梦境、罪恶与信仰这五重冲撞。比起单一的叙事矛盾，多重矛盾的映照，激发了小说的可读性与思考深度。毕竟在现代文明的压迫下，草原是逐渐往后退却的，草原自我生长的能量不足以应付城市的精巧和贪婪，在退却中草原走向虚无，化作旧时光、化作记忆直至化作回不去的“诺敏”。

在现代性表达中，肖睿并没有让冲撞陷入模式化。就技巧层面来看，多重矛盾的设定并非单纯为增添写作难度，对城乡的感知亦包含作者个人的深度理解。如果我们以内蒙古本身的地域特性来考量，其城市化的改造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生态、产业和人文等多重对抗，从外部环境到世道人心，草原被虚化之后，工业和黄沙成为了21世纪内蒙古的新象征物。

而《草原布鲁斯》的复杂感则让这种对抗具备了真实生长的意义，金市的都市家庭囚禁了大姐的精神、商业腐蚀了二姐的心灵、赌场吞没了三妹的身体，她们的境遇既可以归结为城市化的侵蚀。当然在女性悲剧背后，亦可看到了“男性-丈夫”的全方位介入，他们如梦魇一般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金市即为名利场，以小说映照现实之后，甚至能发现21世纪城市化发展共通的隐秘症结。

梦境书写与诗性回归

草原的意境在虚实的交替中漂浮、扩散，意境超越了现实的既定情境，由梦境寓言向身体寓言转化，构成小说后半段人物超脱的根基。草原不仅有广阔的外部特征，亦包含着强韧的内在生长力，游牧民族的宏大生死观与信仰的高度粘合性，与原住民执着、隐忍、不屈等强大的精神能量合为一体。肖睿笔下的草原代表了实体，亦同为梦和虚拟，意向缠绕于小说的表达之中。

梦境即虚构、即《我心书》和《新我心书》，它们在小说中的分量很重，并强化了草原在文学维度的自由感，男孩面对猎人的成长与纠葛，是光明与黑暗的纠缠。从梦境的隐喻来看，变现草原之灵对于外部文明的强烈抗拒，梦照进现实之后，则让外部文明充当了原生力量挥之不去的纠缠，它是男性的、它是工业的、它是城市的、它是不讲规则的，然而它确实孔武有力的，如何彻底化解这一力量，亦成为小说的核心精神诉求。

在对困境的解决上，小说努力强化原生态和非原生态之间的力量均衡，其均衡是带有隐秘性的。如果以宫崎骏的《幽灵公主》为例，我们看到了人的动物化、自然化和神灵化对入侵文明的均衡。《草原布鲁斯》则以命名来实现草原灵性的生命填充，是具有象征意义和诗学意义的。三姐妹分别被命名为虹、霞、云，是可被望见但无法获得的物质形态，意味少女短暂且捉摸不定的青春烂漫。而骆驼、野兔子这样的命名，则强化了人的实体化与草原的深度关系，它们不能如云霞一般随意流动，最终他们是要完成对草原的回归的，骆驼以“死”回归，而野兔子则以“生”回归。

生和死的选择可理解为现代与原始的不兼容。面对城市化和立体空间的改造，肖睿当然不会选择妥协和包容。在完成了人物命名后，价值的差异、人格的差异与信仰的差异在城市空间持续爆发，由此诺敏的草原家族化身为城市的游荡者，她们被排挤于都市的边缘地带。她们不仅无法享受工业文明赐予的荣光，功利主义浪潮袭来时，她们以自我钝化的方式来对抗侵蚀，钝化的不仅有身体感官，还有人格状态，这可以看成是对自我精神圣地的保留，更可理解为对城市这座黑暗巨兽的无能为力。直到故事结尾回归草原后，丢失十多年的“本我”才在她们体内重启并继续生长，家族借助诺敏草原而重生。

身体的回归与精神的回归是共通的，诺敏草原守护者的使命则交给了最后一代的“孤勇者”野兔子。野兔子顾名思义是属于草原的，而草原所承载的原始性，在野兔子身上得以彻底释放，如果说长辈因为爱情的挟制受困于城市这一固定区域，野兔子则彻底打破了空间规则和伦理规则，放肆的、天然的、毫无顾忌的人格即为冲破叙事迷雾的一枚炸弹。直至野兔子打破城市牢笼、回归草原，这意味着《草原布鲁斯》精神诉求的最终实现。

肖睿进行文学现代性的尝试之后，灵魂却与城市腐朽的现代性彻底决裂了；这一决裂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城市的腐蚀无法改变人性初心，草原家族对于故乡的回归，亦让小说的诉求得偿所愿，实现了宏大的、完整的、决绝的精神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