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国民党“伊盟守备军总部”司令陈长捷以解决军粮为由，强行霸占牧场，大肆开垦草地，抢掠寺庙，向当地人民勒索大量粮食、牲畜，镇压和杀害敢于反抗的蒙汉进步人士。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暴政，1943年3月26日，札萨克旗保安队司令鄂齐尔巴图、排长劳瑞和沙王次子葛拉曾义喜为首的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400多人武装起义，但是被国民党军队武装镇压，沙王率保安队官兵30余名，携家眷带上印信向乌审旗毛乌素沙地退走。札萨克旗起义后，4月6日，乌审旗的奇金山组织保安队官兵和群众千余人发动武装起义。史称“伊盟事变”，亦称“三二六事变”。

“伊盟事变”的消息传出之后，舆论纷纷指责国民党对蒙古族采取的错误政策，指责陈长捷纵兵迫害国府委员沙王和杀掠伊克昭盟民众的暴行。

乌审旗武装起义之后，伊克昭盟形势更加紧张。各旗保安队积极串联，准备自卫。日伪千方百计拉拢沙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及日军方面在包头秘密商议关于“伊盟事变”的处置办法。

面对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进行调解处理，坚决反对国民党对伊克昭盟蒙古族进行武装镇压，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伊盟事变”。

为了支持札萨克旗、乌审旗人民的正义之举，保卫边区安全，八路军警备第三旅沿城川至乌审旗、札萨克旗西部增兵布防，加强三边一带的军事力量，并派曹动之率骑兵大队配合起义部队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与此同时，党组织保护沙王一行到西乌审解放区，迎接沙王到解放区内的波罗霍少庙居住。沙王到西乌审后，中共三边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对支持沙王领导的札萨克旗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在大石砭成立沙王接待处，由赵通儒任主任，曹动之、高波任副主任，从政治、军事及粮食、枪弹、服装、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委派干部住到大石砭庙，推动和平解决“伊盟事变”。曹动之等分别前来给沙王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战争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共和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打压政策的阴谋，提出共同抗日，保护蒙古族人民生命等口号，激励与提高蒙古族人民坚持斗争的热情和决心，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对付国民党的两手策略。

为了进一步取得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沙王同赵通儒磋商后，派札萨克旗东协理阿木古朗代表札萨克旗与奇金山所派西乌审代表奇国华一同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通报情况并请求援助。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支持蒙古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正义斗争，使沙王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延安方面提供给起义部队40支枪，沙王自留10支，将其余30支交给奇金山部。边区每月也供给起义部队50万元（边币）经费，另由八路军警三旅拨出600套军装送给起义部队。经过党组织的一系列工作，沙王对共产党的认识加深。

为纪念全国抗战六周年，1943年7月上旬，札萨克旗、乌审旗起义部队在西乌审解放区隆重举行七七事变抗战爆发纪念日劳军大会。沙王出席大会，亲自向部队训话一个多小时。在讲话中，他再次申明，札萨克旗、乌审旗起义是陈长捷、何文鼎压迫逼出来的。他说现在我们找到了共产党和八路军这样的好朋友，要向八路军学习，改变军风军纪，好好团结各旗，继续斗争下去。沙王的讲话赢得了全体官兵的热烈拥护。

中国共产党帮助起义部队整顿和扩充队伍，做好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的准备，同时，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以免起义部队遭受更大的损失，建议沙王应迅速展开政治攻势，呼吁和平解决“伊盟事变”，争取社会同情，并建议沙王申明反对开垦是全盟利益所在，非一人一旗之事，并号召七旗上下团结一致，以不同方式进行斗争。沙王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5月12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控诉陈长捷、何文鼎以及国民党军队在伊克昭盟犯下的种种罪行，并提出包括严惩肇事罪魁陈长捷、何文鼎等，释放被捕同胞，退还及赔偿蒙古族人民遗失及损失的物品，救济被害同胞，保障蒙古族人民人权，免去任意征收人民土地、驼、马、牛、羊、粮食等条件。

9月上旬，沙王又转移到大石砭庙，住了一个多月。这时，傅作义通过章文轩进行沟通，劝说沙王返回札萨克旗。沙王把这一情况告诉赵通儒、曹动之等商谈，中国共产党表明去留问题完全由沙王自己作出抉择。沙王遂去鄂托克旗阿日勒庙，与胡宗南的代表连仲山、傅作义的代表苗玉田以及马鸿逵的代表谈判。国民党代表基本接受了起义军提出的条件，答应赔偿蒙古族民众和沙王在事变中所受的一切财产损失；撤销陈长捷的职务；停止开垦草地，并将已开垦土地全部归还当地牧民；停止征粮、征驼；恢复沙王的一切职务。10月中旬，沙王带随从人员和部队回到札萨克旗王府。

对国民党当局这种反动民族政策，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给予深刻批评，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国民党政府对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镇压事件，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伊盟事变”爆发后，一方面支援起义军的正义斗争，一方面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和保存起义军民的力量出发，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既符合抗日大局的需要，也符合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利益。和平解决“伊盟事变”，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合理妥善地解决民族矛盾的又一典型事例。

（鄂尔多斯市档案史志馆组织供稿 本文节选自《鄂尔多斯革命斗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