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是从早上就刮开了，准确地说是从黎明，黑咕隆咚的，以为要下雪，气象预报说是晴天。其实，内心里我固执地认为这样的日子该下雪，不下雪怎么能叫过年呢？不过直到太阳像一个大红灯笼挂起来，才知道这天怕是下不了雪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天出奇地冷，村庄里响起此起彼伏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管有无瑞雪陪衬，年还是如约而至啦。

记忆里，小时候的年都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屋檐下那一串串冰雕玉琢的冰凌，是我认为老天给“年”最美的装饰。即使是过年，该做的活计一样都少不了。所以，一起床就要去干活，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要用压压井汲水。我压水，妹妹提水往缸里添。压杆高，我个子矮，每压一下，就得跳一下，不等压满一桶水，已累得气喘吁吁筋骨酸痛。只有妹妹提水的空档最是自在，看着门楣两侧喜气洋洋的大红对联，窗户上贴着红红绿绿的窗花，昔日沉闷寂静的院子，显得像个待嫁的新娘，顷刻间呈现出无限的节日风情来。

水缸添满后，哥哥就带我们去捡玉米秸秆，打扫羊场道。哥哥用扫帚扫着厚厚的羊粪，灰尘随着扫帚的舞动，整个场院云雾缭绕，我乐在其中，越发像在戏台上忘我地舞动着。看见我俩玩疯了，哥哥会趁我们不注意，出其不意地将扫帚绊在我俩将要落下的脚上，一个趔趄跌倒，就不敢乱蹦跶了，只能乖乖地干活了。

打扫完庭院，回到家里，妈妈已经把家里营造得雾气腾腾，满满的年味。农村人过日子就是过女人，而整个年都是女人挥洒出来的。母亲负责和面、揉面、拉长、切割，然后装进一口大锅里，上一层，下一层，有规律地环形排列着。我负责烧火，一把把柴火放进灶膛里，十几分钟后，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就好了，白白胖胖的馒头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这时的我们总会去找粘在锅边的残余馒头，微微泛着红色，抠下来吃，香脆可口。

年夜饭是少不了炖鸡肉的。喂了好几年的小柴鸡，被妈妈依着骨缝剁成小块，用清水洗净，挖一勺子猪油放在大铁锅里，等油烧热倒入鸡块翻炒。我依着妈妈的指示，不紧不慢地往灶膛里添柴，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妈妈耐心地翻炒，将鸡块煸炒至焦黄，鸡油在锅底里“滋滋”作响，迅速放入切好的葱姜蒜花椒大料爆出香味，舀一勺粮食酿制的土酱很快就被鸡块吸收着色，再倒入适量热水，肉块便在锅底里“咕咚、咕咚”地翻滚着，香味渐渐氤氲弥散开来，远远地都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我们被这锅颜色鲜艳肉味浓郁的鸡肉勾引在灶台旁，口水流湿了下巴。妈妈笑着将我们赶开，说敬完灶神才能吃。我圪蹴在灶火坑旁添柴火眼巴巴地瞅着肉块由粉红色变成白色，紧缩的肉丝慢慢地舒展膨大。喂了好几年的小鸡，炖熟的过程特别漫长。记忆里都是从日照中天一直炖到太阳羞红了脸藏到了西山背后。我们的耐心和饥饿也一起被热腾腾的柴火炖煮着，一遍遍跑去问妈妈“肉熟了吗？”“能吃了吗？”

终于小鸡肉端上了桌，我们几个争先恐后地爬上了炕桌，于是一场抢肉大赛拉开帷幕。你一块鸡翅，我一块鸡大腿，抢得不亦乐乎，只有哥哥不动筷子，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们几个。我们在哥哥威严的目光注视下，万般不舍地将鸡块放回盆里。妈妈笑盈盈地说：“敬完灶神，喝了碗里的米汤就开吃，吃饭先喝汤强出问药房吗”。

为了能尽快地吃到美味，我们不顾米汤的灼热急猴猴地喝下半碗汤，得到哥哥许可后便头不抬眼不睁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种滋味无论何时想起来都无以言表。如同传授母语，妈妈把过年的味道深植在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分不清哪一种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如今，即使走得再远，熟悉的味道也会提醒着我们——家的方向。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没有炮仗的年不算年，那时家里虽然没有很多花炮给我们放，但两三挂一百响的小鞭炮少不了。通常，我们兄妹几个只有一挂鞭炮可玩。因为少，舍不得一下燃放掉，所以，我们一般是把整挂的小鞭炮拆散，带上那么三五十个出门去玩。一路跑，一路放，一路响，一路笑，欢笑声洒满小院的每个角落。电光炮、双响炮、单响炮只有哥哥才有放它们的资格，我们只能远远地捂着耳朵看着。最精彩的是连珠炮，那是爸爸的专属，也是除夕晚上的重头戏，我们全家人站在院子里，爸爸将炮捻点着，通通地响着，一颗接一颗的火球往夜空飞蹿，然后炸响。孩子们捂着耳朵、拍着双手欢乐地高呼着。 此起彼伏的炮声把年推向了高潮，火红的碎纸屑给院子里铺上红色的地毯。我们踩着红色的“地毯”追逐着奔跑着，在院子里洒下了一片欢乐。

记忆里的年，是浓烈的，美好的，欢乐的，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故土味。记忆里的年，离开我太久了，久到我贫血苍白的心灵渐生麻木。如今依然年年有过年，岁岁有除夕，然而记忆里那种欢快美好却再也不会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