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总会不时闪现出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盲女”形象，如上官玉女（《丰乳肥臀》莫言）、都红（《推拿》毕飞宇）、春迟（《誓鸟》张悦然）、古银霞（《流俗地》黎紫书）、常勇（《乩身》孙频）等。“盲女们”虽因身体残疾而共同承受着生存的种种艰难，但其内心深处却始终潜藏着“向阳生长”的渴望。“盲女”这一形象谱系的有效建构与我国作家普遍具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可谓息息相关，他们皆擅于运用饱含情感的笔墨来倾情书写这一弱势群体的苦乐交织，也是其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传统的有意接续与呼应。“80后”蒙古族女作家娜仁高娃在其短篇新作《醉马草》中，则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倾情描摹了一个盲女的家庭生活与隐秘情感。

娜仁高娃出生于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沙窝地”，自幼便对荒凉粗犷的自然景观与蒙古族民俗文化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这种心理经验伴随娜仁高娃的成长，逐渐积淀在她的无意识深处，继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后续的文学创作。故其在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后，便时时回望自己念兹在兹的“沙窝地”。以其获得第十三届“骏马奖”的小说集《驮着灵魂的马》为例，不难发现，小说集以“大漠荒原”为一个重要的叙事背景，不乏深情地叙述了蒙古族独特的风俗人情与坚定的精神信仰。而小说集《七角羊》依然延续了作家固有的审美惯习，将人事纷争巧妙地悬置于“草原荒漠”之中，全方位地呈现出当地人们多样的生存状态与幽微的情感世界，继而探讨人与自然、生命与人性等富有哲学意义的话题。长篇小说《影》则再一次通过叙述阿岩夫辗转游离于城市与沙漠之间的复杂经历，来探讨蒙古族文化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化的严肃命题。显然，充分展露地域文化特色、关注家乡人民生存是娜仁高娃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美学主题，而在其近作《醉马草》中，有意延续了对这一主题的表达。

短篇小说《醉马草》讲述了一位姥爷带着她的盲外孙女去看望自己在城镇生活的女儿一家，继而又在一个雨夜匆匆返回的故事。这个故事情节看似简单，实则却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中彰显出人的“孤独”与“尊严”的审美主题。文本中盲女的母亲改嫁至城镇生活，而她平时跟姥爷一起生活在乡村。由于长期缺少父母陪伴使盲女的情感世界异常空虚无聊，因此她才会经常躲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里，把这一狭小的空间视为自己的“秘密小屋”，这样才能使她获得一种安全感，成功抚慰其由父母离婚而带来的情感创伤。代际情感的断裂使女孩对孤独有着强烈深刻的体验，父母关爱的缺失让她陷入了深刻的“自我认同”危机，故她才会不断向身边的亲人讲述一只名叫“将军”的公羊的故事。女孩讲故事的这一行为动机，不仅是她强烈渴望获得他人认同、建立正常交往关系的表现，更是她确证自我存在、建构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方式。但盲女的愿望却最终落空，除了姥爷以外没有一个人耐心倾听她的讲述。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借姥爷之口——“每一条生命都有尊严”，直接道出了小说的主旨——“自尊”。由于两家紧张疏远的家庭关系，导致母亲一家冷漠地对待姥爷和女孩的到访，没有使二人获得亲人应有的关爱与尊重。父亲的满不在乎、姑姑的虚伪敷衍、爷爷的冷漠无言都如同利刃般切割着姥爷敏感的内心，伤害了他的自尊，于是他决定连夜带着外孙女返回家中。当人的尊严不被充分重视，他们的逃离就成了无声的抵抗。这也借助了一个贯穿全文的意象——公羊“将军”表达了出来，由于年老的“将军”不愿意被牧羊人捉弄，所以他选择远离羊群，独自来到山沟里等待死亡的降临，作者巧妙利用“将军”的故事隐喻了姥爷在母亲家中的遭遇与选择。

再从小说的写作技法来看，首先作者十分关注对细节的幽微呈现。整篇小说并没有直接点明女孩的盲人身份，而是机巧地通过一系列涉及感官的动作描写进行暗示。比如女孩用指尖触摸羊的头骨来感知它的大小形状；她能从雨中敏锐地嗅到“有蘑菇的味道”。这既刻画出盲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又使小说具有了某种生活质感，真实自然。除了动作描写外，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意味深长。姥爷对女孩说“你应该叫他爸爸”，言外之意在于她现在身处一个重组家庭之中；姥爷向外孙女否认自己喝醉后痛哭的经历，这暗示了母亲改嫁带来的家庭创伤。其次，小说整体上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故事的叙述在姥爷和外孙女的视角交替中完成，成年人和儿童的双重视点构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可谓有力拓展了观察世界的角度与广度，便于展现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增强小说的层次感和情感力量。比如在母亲家里面对姑姑的夸奖时，女孩感到非常愉悦，但是在姥爷眼里，姑姑却是一个“胖女人”，声音夸张且尖细，她的行为是一种无聊的敷衍，这里对于同一人物行为给予他人的不同感受，都被作者悉心捕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