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时至今日，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以史前人类活动的遗迹，诉说着鄂尔多斯大地最早的文明曙光；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与阿鲁柴登、桃红巴拉、西沟畔等匈奴墓葬群的文物交相辉映，勾勒出青铜时代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的独特图景。历史变迁中，文化碰撞与民族交融始终是鄂尔多斯最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这片土地多次成为文明交流的“大通道”、民族互动的“大舞台”、文化融合的“大熔炉”：从商周时期北方族群的往来，到秦汉唐宋的疆域更迭，再到元明清诸朝的多元一体格局，鄂尔多斯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华章。

一、历史长河 民族融合共发展

在历史长河中，民族融合一直是鄂尔多斯的显著特征。在这里，秦直道见证了昭君出塞的和亲之旅；十二连城演绎了隋炀帝与启民可汗会盟故事，各民族共同欢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为后世民族融合夯实基础。

秦直道上昭君出塞。秦直道，这条始建于秦朝的古道，是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军事与交通要道之一。它从陕西淳化县经鄂尔多斯直达阴山山脉前的包头市，全长约700公里，鄂尔多斯境内约300公里。当年，王昭君出塞时，她怀抱琵琶踏上这条秦始皇为“游天下”而建的古代高速路，开启了她“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传奇人生。

史载，王昭君出塞时“车骑千余辆”，经直道抵漠北，沿途传播丝帛技艺、推广农耕技术，印证了文人墨客评价秦直道为“民族团结之道”，董必武称赞“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的深刻内涵。当昭君所携的秭归桑麻种子在黄河两岸生根结果，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完成了跨越地理界限的生命嫁接。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开启了汉匈两族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也使鄂尔多斯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见证地。

王昭君的女儿、女婿常到汉西河郡虎猛县（今伊金霍洛旗红庆河古城）与汉朝使者联系。在这里，汉匈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局面，代之以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鄂尔多斯地区获得数十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安定局面。秦直道与昭君出塞的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成与蓬勃发展。

隋炀帝与启民可汗十二连城会盟。公元607年盛夏，隋炀帝杨广的銮驾沿着秦直道北上，最终停驻于胜州榆林城（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这座由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在汉代沙南县城废址上重建的军事要塞。它既是控扼黄河几字弯的城池，又是隋朝北疆的军事中枢，也是炀帝“慕秦皇汉武之事”的舞台，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胡汉会盟。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隋炀帝在十二连城设立行宫，接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首领，双方就边疆治理、贸易往来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突厥启民可汗率三千五百部众穿山越岭，在十二连城东南的夯土广场行稽颡礼。炀帝赐予他镶金路车、九旒旌旗与万段锦帛，使草原贵族“惊以为神”。宴会上，隋炀帝赋诗曰：“……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鞲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这次会盟，突厥贵族首次接触源自江南的“百戏”乐舞，炀帝特命制作融合了波斯捶揲工艺与中原錾刻技法的银质马鞍。参加宴会者，除启民可汗所率突厥贵族头领外，契丹、奚等部族的酋长也悉数参加，出现了各民族和平相聚的盛况。

会盟期间，隋炀帝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展示了中原王朝的强大军事力量。同时，他还鼓励中原商人与突厥部落进行贸易往来，促进了中原与草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十二连城会盟不仅巩固了隋朝的北部边疆治理，也为中原与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为后世的民族融合夯实了基础。

二、烽火岁月 全民团结同抗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鄂尔多斯成为日寇争夺的战略要地。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共同抵御外敌，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延安与草原安达的革命传奇。“安达”，在蒙古语中意为“结义兄弟”，象征着深厚的友谊与信任。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与鄂尔多斯草原结成了“安达”，中国工农红军与草原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共同抵御来犯之敌。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争取蒙古族、回族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9月18日，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一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民族学院。自那时起，内蒙古的各族青年便一批批地被派到延安学习。许多鄂尔多斯的蒙古族青年也奔赴延安，后期加入抗日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在延安，各民族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思想的洗礼，回到草原后，又将这些思想传播开来，推动了草原地区的革命。同时，延安也得到了草原人民的大力支持，许多物资通过秘密通道运往延安，为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延安与草原安达的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革命年代的团结一心与共同奋斗。这种革命友谊不仅跨越了民族界限，也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重要体现。

抗战烽火与红色堡垒的守望相助。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桃力民宛如一颗闪耀的红星，虽地处偏远，却似铜墙铁壁，让日本侵略者望而生畏。1938至1941年间，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开启了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壮丽篇章。

1937年5月，中共少数民族工委蒙民部长赵通儒，乔装成货郎“黄掌柜”带着随行万四奴走进桃力民地区，开启早期工作。此后，王德胜、盛恩才等共产党员接续而至，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播下红色火种。1939年初，桃力民工委将木凯淖尔二十几名党员编为党支部，桃力民第一个党支部诞生，木凯淖尔农民运动踏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日寇占领黄河南岸滩地后，对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侵略加剧，频繁派飞机轰炸扫射。面对危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桃力民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协助建立桃力民抗日自卫军。1938年2月26日，在李衡等地下党员带领的游击军政工队协助下，孟文仲率国民军骑三旅一个团抵达桃力民与自卫军汇聚，形成抗日武装合力。此后，抗日自卫军与爱国友军密切配合，接连取得三次胜战。1939年冬，新三师前线部队参与冬季攻势作战，战果颇丰，有效抵御了日伪军的侵扰，保卫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彰显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强大战斗力。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引下，绥蒙工委、桃力民工委等坚决执行党在国民党领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支持抗日救国工作。1936年5月，彭德怀率红军西征收复陕西定边县和宁夏盐池县后，政治部主任刘晓提出处理盐池问题要站在蒙古族人民立场上，保护其利益，决定将盐池归还鄂托克旗。此举措深得民心，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强烈反响，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区别，看到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诚意，“共产党办事公道”“共产党真正保护蒙古族利益”的美誉传遍草原，极大地促进了蒙汉团结，为抗日战争凝聚了强大合力。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提出，党的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对蒙古族的工作逐步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早在延安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党中央就曾指示绥蒙工委以及其后的绥远省委，要他们分期分批把蒙古族青年输送到延安培养。自那时起，一批又一批内蒙古青年被送往延安，桃力民抗日根据地便是这条革命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以无畏勇气和顽强意志，抵御外敌，成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延安的红色屏障。时至今日，那段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桃力民人民在党的引领下，传承红色基因，续写着新时代的华章。

三、守望相助 万众共筑中国梦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鄂尔多斯与各地群众结下深厚友谊。三千孤儿被送往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母亲们用博大胸怀接纳他们，成为民族交融象征。千余名南京知青奔赴鄂尔多斯草原插队落户，书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佳话。新时代，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绘鄂尔多斯民族团结共同富裕典范。

三千孤儿与草原母亲的民族大爱。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原因，上海等南方出现了大量孤儿。在党和国家安排下，三千多名孤儿被送往内蒙古，其中部分被安置在鄂尔多斯草原。草原母亲们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孩子，将他们抚养成人。他们不仅融入了草原文化，也成为了民族交融的象征。

1960年，来自上海的孤儿杜新华随“运孤专列”抵达内蒙古，被鄂托克旗一对蒙古族夫妇收养。养父母虽生活清贫，却将家中最好的食物留给他，甚至卖掉家中唯一的马匹为他添置衣物。杜新华在草原学会了蒙古语和放牧，成年后成为基层干部，扎根鄂尔多斯40余年，为农牧民排忧解难。2024年，70岁的他通过公安部门“团圆行动”找到上海亲人，跨越66年的血缘重逢让草原与江南再续亲情。

杨宝宝也曾是上海市“育婴堂”的一名孤儿，现如今是达拉特旗的一名牧民。“别人都说没有我妈，我早就死了。”他幼时患有肺结核，在5岁之前甚至都无法站立。“我妈为给我治病，多方打听治疗法子。每天晚上她都会用温暖的手给我按摩。”杨宝宝和他的好朋友兰七十六从上海到草原一路为伴，交情很深。兰七十六说：“我听不懂上海话。”但他和杨宝宝都能说一口地道的内蒙古西部方言，“感谢我的妻子，感谢我的养父母，感谢中国共产党。”

六十余载岁月流转，鄂尔多斯以“国家的孩子”为纽带，将草原额吉的慈爱与江南血脉的坚韧融为一体。鄂尔多斯用行动证明：荒漠虽苍茫，人心可育绿洲。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鲜活注脚，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生命至上”的永恒丰碑。

南京知青与草原牧人的情深意重。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千余名南京知青响应国家号召，奔赴鄂尔多斯草原插队落户。在草原上，他们与当地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蒙古语，参与牧业生产，融入草原生活。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帮助牧民改善生活条件。许多南京知青与蒙古族青年结为挚友，结成“安达”，甚至结为伉俪。他们在草原上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书写了一段鄂尔多斯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佳话。

1947年出生的王强就是其中一员。他来到鄂尔多斯后被分配到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公社呼吉勒图大队。王强最初在知青点劳动，后来主动提出到牧民家中放羊，艰苦的插队生活磨砺了王强坚毅的性格，更让他感受到牧民的淳朴和善良，也坚定了他一辈子扎根草原的决心。王强利用自己学过6年英语的基础，用3个月时间就学会了蒙古语；又用1年时间自学了蒙文书写。他与蒙古族姑娘巴图那顺在1971年结为连理，育有3子并收养1名孤儿，成为草原上蒙汉融合的典范。如今，古稀之年的王强不仅仅是善讲民族团结故事的榜样力量，还化身为“医疗桥梁”，多次协调南京医疗资源，帮助牧民乌某某、乌兰巴特尔转院治疗，甚至在疫情期间远程安排床位，挽救生命。2024年，他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南京知青与草原村排更成为2024 年的一段交融佳话。《光明日报》称草原村排是内蒙古新“三宝”之一，用南京知青陆天兰、潘珍珍的话说，半个多世纪前，一群南京知青的到来，让排球运动在鄂尔多斯扎下了根。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明盖嘎查老支书朝格吉勒与南京知青吴简婴亲如姐弟，朝格吉勒逢人就说，“翻滚救球、挥臂扣杀…… 她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简婴姐总夸我‘灵得很’！”吴简婴笑盈盈地告诉《光明日报》记者，“草原人和排球那可真是一见钟情，不少人干完活儿就招呼着打会儿球，成习惯了。”当年，千余名南京知青中就有二百多人当老师，课间和体育课播撒下的排球种子，今天成为草原牧人一边劳动、一边健身的重要载体。排球在鄂尔多斯和南京成为实实在在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金球”。

王强、陆天兰、潘珍珍、吴简婴等知青的故事。被写入《南京知青在草原》研究课题，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这段用青春书写的“南京—— 鄂尔多斯双城记”，将江南的细腻与草原的豪迈熔铸成特殊的时代印记。如今，这些知青虽然大部分已经离开草原多年，但他们与草原人民的情谊依然深厚。每年，许多知青都会重返“第二故乡”，看望当年的“安达”与牧民朋友，重温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他们用青春与坚守证明：无论是扎根草原的“新牧民”，还是回城的“使者”，南京知青始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时代发展中的生动实践。

脱贫攻坚的鄂尔多斯团结乐章。在鄂尔多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位名叫斯仁塔日娃的蒙古族老党员，他用诚信和坚韧书写了一段民族团结的脱贫故事，2018年入选“内蒙古好人榜”。

2012年，斯仁塔日娃的家庭遭遇变故，一夜之间陷入贫困。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斯仁塔日娃获得了5000元帮扶资金和3万元盖羊棚的资助。他用这些资金重新发展养殖业，邻居们也纷纷伸出援手，借给他母羊。斯仁塔日娃和老伴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种植了大量饲草，扩大了养殖规模。经过3年的努力，他不仅还清了所有帮助他的牲畜，还实现了年收入20多万元，成功脱贫。

2016年，斯仁塔日娃兑现承诺，将5000元帮扶资金归还清后。他由受助者变身为帮扶者——帮助其他贫困户脱贫致富。他将50只母羊无偿借给贫困户，并主动申请帮扶因生意失败陷入困境的黄文祥，为他提供农机具、借钱给他且不收利息，并制定了详细的脱贫计划。

在斯仁塔日娃的影响下，当地形成了“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扶贫格局。他的事迹在牧区间传颂，激励着更多人加入到扶贫助困的行列中来。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诚信和民族团结的力量，成为了鄂尔多斯地区精准扶贫和民族团结的生动典范。

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鄂尔多斯草原上，汉族与蒙古族人民携手前行，共同书写着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丽篇章，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鄂尔多斯大地绽放得更加绚烂。

共同富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新时代，鄂尔多斯积极探索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全市推行的“三统”共富模式成效显著：农业区实施“统种共富”，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官牛犋社拓展“党小组+社管会”“村集体+合作社”“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2023 年人均分红达18500元；牧业区推广“统养共富”，实现规模化养殖；工业区发展“统产共富”，乌审旗鸿图实业等6家“村投公司”带动几个嘎查分红8万元以上。跨区域“飞地经济”打破发展壁垒，鄂托克前旗储煤棚项目“西煤东运”“北煤南运”使芒哈图嘎查集体经济收入从24万元跃升至百万元。

鄂尔多斯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繁荣发展，15分钟商贸便民圈形成，消费数字化升级初见成效。社会保障标准持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全覆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不断完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逐年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鄂尔多斯用20年时间，以“资源禀赋重塑经济基础、制度创新激活集体动能、民生升级筑牢共享根基”的三维实践，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方案。

四、结语

从昭君出塞时的琵琶声声，到知青下乡时的书声琅琅；从隋炀帝会盟的政治智慧，到脱贫攻坚的民族团结典范，鄂尔多斯始终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鲜活样本。这里的故事启示我们：多元不是离心力而是向心力，差异不是沟壑而是阶梯。新时代的鄂尔多斯正在谱写新的文明篇章——这不是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五千年文明积淀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东方智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现代化方案。在鄂尔多斯这片土地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更具创新性的形态，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星辰大海扬帆远航，二百多万鄂尔多斯人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始终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鄂尔多斯一定会建成“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标杆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引领地、民族团结进步幸福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