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不止一次将自己带回到那个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的年代，那个有狭隘思想、也有宽阔情怀的年代。

1970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我哥和我们小队另一个姓高的小伙子准备去陕西榆林。我哥是去相对象，那个同姓氏小伙子是去看望父母，两人成了同路人。他俩都带着很多牧区特产，靠人是背不动的。哥让我赶上两头毛驴驮那些东西，送他们到陶利公社。然后在那里等班车或顺车到乌审旗，然后再换车到榆林。

年轻人出门不看日子是否吉利，说走就走。可那天运气很差，我们走到乌审旗和鄂旗的交界处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顺着一条小道走进一户牧民家，但主家不让住，理由是他们家晚上要来很多人召开社员会议。说归说，人生地不熟我们再不敢走了，三个人赖着脸皮住下，蹲在一间很阴冷的屋子地下，等到大约十点钟，也没见有一个人来开会，我们就偷偷睡在炕上。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和两头毛驴没吃没喝干干困了一夜。第二天东方刚出现鱼肚白时，我们“拾闹”得直奔陶利公社。

很不凑巧，刚到陶利公社，不争气的老天爷就沸沸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这里原本就是车辆很稀缺的地方，遇上下雪更没有车了，这可把人急坏了，怎么办呢？去哪住呢？我们找到了一个车马大店，看一下店里很杂乱，南来北往的人太多，估计都是因天气原因住下的吧。我们住这车马店很不放心，因为带的全是最贵重东西——油肉，万一让人偷了怎么办呢？

我哥找到店老板，打听一下情况。老板说：我的店只管住不管吃，一夜一人一块钱，自己的东西自己管理好，丢失了店里不责任。啊呀！真麻烦，住一晚上倒没事，万一三两天雪停不了就成大事了，身上带的钱又少。我们正在犯愁的时候，店老板找我哥说：“我给你们找点活干吧，等一会车马还要增加，现铡下的喂马草不够，你们给我铡草，铡一百斤谷草一块钱。”我哥一听高兴极了，自言自语地说正需要钱呢，感觉这位店老板真是个好心人，还能看得出客人的困难。

那天因为雪下得很大，我也不能返回，就和他们住在车马店里。我哥和同姓氏小伙子铡了一下午草，才知道铡草是件很吃苦的事，谷草秆子本身粗实，又下雪受了潮，变得像皮条一样软乎乎的，一刀下去很难铡断，一下午两人铡不下二百斤草，挣这钱很不容易，他们真想打退堂鼓。

一会儿店里又来了三辆胶皮轱辘子大马车。三个车把式都穿戴挺厚实，头戴猫皮暖帽，上身穿着小皮袄又套大皮袄，下身穿皮裤，脚穿毛嘎登（毛毡鞋），我看他们穿戴成这样数九天睡在冰滩上也冻不着。他们是从河南公社方向来的，准备去乌审旗拉运货物，其中有一位戴黄猫皮暖帽的车把式，个子长得挺高大，爱说爱笑，看样子和店老板挺熟悉。他把三套车的12匹马交给了店老板，意思是饲喂马的事都由店老板安排，他们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放心。

店老板很快把我哥叫去说：“我再给你们交代点任务，这12匹马由你俩来饲喂，一晚上给你们挣六块钱，另外铡草的事，每百斤草再给你们加两块钱，他们赶大车的住几天你俩就给我干几天，天晴路开了，他们的三辆马车去乌审旗，你俩免费坐他们的车，这都我说了算。”我哥听见这一连串的好事高兴极了，觉得好运又转回来了。

到了晚上，店外门前马车一大片，店内两间一堂的人和东西满满的，有一盘顺山大土炕热乎乎的，我哥和同姓氏的小伙子，把自己的东西都垒在一个墙角，给我使个眼色，就铺上毛驴屉子睡下了，今天他俩铡草太累了，一会儿就都睡着了。

三个河南车把式和店老板围坐在火炉旁，嘻嘻哈哈地打扑克喝烧酒，我也不能坐在那光照管自己的东西吧，还得干点啥。于是我灵机一动，给他们提炭、烧炉子、熬茶、看油灯里油干了添油，主动为他们服务，他们都很喜欢我的勤劳。到了半夜时，别人都睡了，只有他们几个人还玩得挺热闹。店老板说我：“娃娃，你会做饭吗？”我说：“我就会做羊肉囫料饭。”他说：“我也最爱吃那种饭，你就在火炉子上给咱做吧。”做饭是一件好事，因为不光是为了他们吃，我也有饭吃了，我讨好他们主要是觉得老板对我们挺好，希望他对我们再好一点。

天都快亮了，他们玩得才散伙。我也随便找地方躺下，但两眼就是合不住，不大一会儿，太阳出来天放晴了。店老板把我哥叫来说：“把你们的油肉存放在我的马料库里，我有杆大秤，过一下秤，你们记住数字。这样你们就会安心地铡草，这个娃娃回家也放心。”我哥听得又高兴了。

我赶上两头毛驴踏上返回家的路，虽然在车马店一整夜没睡，也不觉得劳累，就是太阳照在雪上反射光刺得眼睛难受，但我还是有股少年的活跃劲，一路欢快地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