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慈爱的老外婆，好像是叫姚秀英，一个名字极其普通、人也极其朴实平凡的农村妇女，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连名字我都快要想不起来了。

母亲是长女，招赘我父亲，后来又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我，跟着我父亲搬回我们汪家屯村，所以，其实我和弟弟们从小一直是叫外婆外公为“奶奶”“老爹（爷爷）”的，外婆外公其实也可以说是我的奶奶爷爷，我其实是外婆外公的大孙子。外婆外公也一直是把我们兄弟三人当作亲孙子，而没有把我们当外孙。

直到要生我的前一天，母亲还在地里干农活。那是农历五月中旬，已经是雨季，连日阴雨，龙川江水暴涨。外公和我父亲都在修筑水库的工地上忙着。外婆和小舅小姨借来一辆手推车，推着我母亲涉水过河，从离城十多公里的下苏村，把我母亲及时推进了城里的医院。我很快就顺利出生。那时候，小姨只有十来岁，小舅只有六七岁。不难想象，缠着小脚的外婆和两个小孩是多么艰难才把快要生我的母亲及时推进城里的医院的。

从小，我就一直深受外公外婆疼爱。我上小学以前常常住在外婆家，父母亲去接我，我也不愿意回去，常常躲着他们。有一次，我父亲去外婆家，说母亲想我，硬是要接我回家。我相当不愿意回家，就躲在堆放杂物的一间耳房里，躲在一辆手推车底下。父亲到处找我，都找不到，只好自己回去了。等到父亲走了，我才从手推车底下钻出来。我很高兴，外婆外公和小姨小舅也都很高兴，特别是外婆其实也是很舍不得让我走的。另外一次，父亲又去外婆家接我，我躲在院子角落里的一盘石磨后边，最后也躲脱了，没有被父亲接回去。同样的，外婆外公、小姨小舅和我一样的高兴。

我小时候，外婆的乳房已经相当干瘪皱缩，如同两条空瘪瘪的麻布口袋，吊在胸前，但是每一个深夜里，我都是要嘴里紧紧含着或者用手紧紧握着外婆的干瘪乳房，听着外婆讲的故事，才能够入睡的。深夜里惊醒，只有找到外婆的乳房，紧紧含吮着或者抓着，我才不会害怕，才能够再次安然入睡的。

我童年时，踮着小脚的老外婆，无论是干农活，帮生产队砍猪草、煮猪食、喂猪，帮生产队的伙食团做饭，还是做家务，都常常是用“花裹被”背着我的。外婆给生产队种菜、做饭、养猪的那几年，每当饭蒸熟的时候，她都会用一枚荷叶、芋头叶或者南瓜叶包上一坨新鲜米饭，焐到灶坑里的枝木火灰里，烧焐香喷喷的烤饭团给我吃，也常常会在灶坑枝木火灰里烧焐几个洋芋、芋头或者一捧蚕豆给我吃。村里的伙食团解散以后，家里做饭，外婆同样常常在灶坑枝木火灰里给我烧焐烤饭团、洋芋和芋头吃，有时候还会很奢侈地给我炒油炒饭、拌猪油饭吃。

大概三四岁时候，正是那一年的栽秧时节，我得过一次伤寒病，每天都没有食欲，毫无力气，到下午就发低烧。那个年代，伤寒病是致命的病。我父母亲每天都忙于参加生产队栽秧、栽烤烟、播种苞谷等农活，又要照顾更小的二弟三弟，根本没有时间到医院照看我。还是缠着小脚、穿着尖尖的绣花鞋的外婆，东奔西跑，几乎跑遍了全村人家，终于借到了三十元钱，把我送进了城里的大医院住院治疗。善良、乐观、心里总是很阳光的外婆，每天不辞辛劳，踮着颤巍巍的小脚，从十多公里外的下苏村走到城里的医院来照看我，送饭给我吃，守着我输液吃药，给我讲故事。

儿时，我常常尿床，外婆很着急，四处打听给我治疗的偏方，听人说晚上睡觉垫着狗皮管用，于是让外公杀了看家的大黄狗，把狗皮绷在墙上晾晒干了，拿给我晚上睡觉时垫在腰杆下。垫着温暖的黄狗皮，慢慢地，我真的就不再尿床了。

小学时几次逃学，都是躲到外婆家，外婆总是要亲自或者叫外公护送我回去。有外公外婆护送我回家，父母亲就不好打我骂我，只能轻轻批评我一顿。

不是因为小时候常常听外婆讲故事，我很有可能不会成长为一名语文老师和作家。

1990年秋天，我考取了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这在当时，对于一个贫穷的普通农家来说，是大喜事，也是困难的开始。

我要远离家乡到昆明去读书，外婆踮着颤巍巍的小脚，走到十几公里外的汪家屯村去送我。在那一个秋天的傍晚，在我们家的老院子墙外，外婆悄悄地把厚厚的一卷钱塞给我，说我一个人出远门，处处都要用钱，拿着用。是她多年来悄悄积攒起来的一小捆零钱，大多数都是五分、一角、两角的，五角、一元的都很少。当时个子已经有一米七的我，大伙子一个了，接过瘦小低矮的老外婆递给我的钱，眼泪差点掉下来。

1994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工作，一个乡村子弟，在城里举目无亲，锅碗瓢盆全得自己置办。外婆用积攒的头发等等，换了一个很大很厚的锑盆，送到我教书的学校给我。这个盆，我一直用到现在，多次搬家都舍不得丢弃，每一次用这个盆洗脸洗脚洗衣服，都感到有来自外婆的温暖。

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我连名字都快要想不起来了的农村妇女，总是叫我一想起来就牵肠挂肚和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