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知青孙国光，1948年出生于南京，初高中就读于南京第十三中学。1968年10月，他同千余名南京知青一同乘专列来到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苏米图人民公社插队落户。

扎根草原

2023年6月，身患多种疾病的孙国光在南京家中接受了《南京知青在草原》课题组成员的专访。

“1968年10月21日，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千余名钟山儿女乘专列北上内蒙古，插队支边伊克昭盟；南京市民倾城而出，前往下关火车站送行；从市中心到火车站的公交车全部停运，为运送知青的车队让路；特批知青专列作为为数不多的列车通过刚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孙国光回忆说。“10月25日，当满载南京知青的车队驶上离鄂托克旗政府所在地乌兰镇北大梁时，蓝天白云下早已站满了密密麻麻的欢迎人群，各族干部、群众挥舞彩旗、高呼口号、载歌载舞，远道迎候钟山儿女，热情、好客、淳朴的草原人民，奉献给远方来客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心。从此以后，草原钟山紧密相连；从此以后，塞北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以后，汉蒙各族人民群众‘谁也离不开谁’的主旋律奏得越来越高亢、越来越嘹亮。”

孙国光热情地告诉我们，从南京来到草原后，遇到了诸多考验，其中“语言关”“劳动关”“生活关”显得尤为突出。先说“语言关”，当地蒙古族牧民汉语说得不太流利，他们平时听到的是榆林方言，南京汉语一点也讲不了，甚至还听不懂，刚开始相互之间只能用手势比画着表达双方的意思。后来，我们向青少年牧人学习蒙古语会话，回到知青点相互再学习。不知不觉之间，可以和牧民用蒙古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年代经常要唱“样板戏”，跟着牧民七段八圪节唱着唱着就学会了。不到一年工夫，大部分知青都可以用蒙古语同牧民交流生活生产用语。第二关是“劳动关”，先是跟着牧民放羊，总感觉自己也可以独立承担“羊倌”职责，一旦队长同意，就可以单独放羊。大多数单独放羊的知青，都有过丢失羊的现象，几个回合下来，不少知青都历练成为独当一面的好羊倌。第三关是“生活关”，刚开始吃羊肉还感觉有膻味，半个月过后，羊肉就有了香味，比起南京来吃肉真是太多了。最困扰人的是虱子，成为生活中一道难以攻克的难关。冬天，我们学牧民晚上把衣服挂在外面冻，但春夏秋就特别烦人，知青们不断地洗衣服，可和牧民一起开会学习、一起打球玩耍、一起吃饭喝茶，那时的虱子始终在人们中间串来串去，一直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还需要说的一个就是“绕钵子”。草原到处都是沙巴拉尔，一个沙丘和另一个沙丘几乎一模一样，南京知青刚来时白天也分不清那些沙丘到底哪儿不一样，稍不注意，一两个知青白天也有绕钵子的。至于晚上绕钵子那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经常有某某知青夜晚因绕钵子露宿破房的故事流传。所以，从小队到大队或者公社，我们几乎都是跟着当地牧民一起走。还有一件事告诉你们，我和苏米图大队十来位干部骑马到公社去开“三干会”时，因我骑技不过硬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伤得比较严重。我受伤的消息不胫而走，队里的牧民和知青“哗啦”丢下饭碗，纷纷奔向出事地点。蒙医萨德利挎上药包，飞身上马，15分钟跑了12里路赶来给我注射强心针；大队干部宗瑞、姬家才、根东扎木素、丹增、朗合岱找来小驴车送我去公社卫生院抢救；老支书扎哈岱赶来脱下皮衣给我铺垫，以减轻车子的震荡。新月弯钩，银辉泻地，长长的马队簇拥着躺在小驴车上的我，缓缓驶向公社卫生院……这些都是我醒来后得知的。

牧区劳动之余，知青们也和农牧民一起参加民兵训练。1971年12月，鄂托克旗人武部举办了全旗民兵连长军政训练学习班，全旗范围内民兵连长首次大集训，各方面要求都很严。全旗数百名民兵连长接到命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汇集到了乌兰镇。参加军政训练的民兵连长中有三个南京知青。除我之外，还有新召公社红旗大队女连长李玉春和另一名女连长。看见那么多民兵连长生龙活虎的架势，我们三个南京知青相互勉励，绝不落后，一定要为南京知青添一份光彩。就在那次训练中，我和李玉春相互有了好感，一年后，我招干来到鄂托克旗写作组，李玉春招干来到“知青办”。别后重逢，倍感亲切。爱情的种子萌发了，四年后，我们喜结良缘。李玉春比我大一岁，前来贺喜的牧人兴奋地说：“对着啦，对着啦，这正应了老百姓的一句话，叫作‘妻大一，甜如蜜’，你们的日子今后一定会过得甜甜蜜蜜的。”

1974年元月20日，我专程回到苏米图大队，打算在那里过大年，苏米图也是我的“家”。五年前，我从城市来到边疆，投身到了苏米图牧区的建设之中，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鄂托克旗写作组，虽然离开了牧区，但心却留在了草原，因此，一有空就想回“家”看看。

我风尘仆仆地来到白音布拉小队藏布罕米姆（妈妈）家。米姆高兴地把酥油、红糖、枣饼、炒米一齐端上，堆满了小炕桌，一个劲地劝我好好吃。回“家”过年真好，记得过年那天，牧民们喜气洋洋骑着马，带着烧酒和礼品，成群结队拜年来了。一拨拨刚散，一拨拨又来，快掌灯时，又有五六骑从大梁上飞奔而来。我和藏布罕米姆赶紧开门迎接，那些牧民从怀里掏出酒瓶，呼啦一下围上来，就要给我敬酒。我说，刚做了手术，不能喝酒。牧民们听说我刚开了刀，这才收回伸到我嘴边的酒瓶，痛快地说：“孙国光，祝你身体早日康复，我们不给你喝酒了，不给你喝酒了！” 牧民们将我拥进土屋。上了土炕，大家再次举起酒瓶，放开喉咙边喝边唱。《祝酒歌》《送亲歌》《鄂托克西边》，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鄂尔多斯经典民歌如开闸之水奔腾而出。顿时，蒙古族风味全涌出来了，红火极了！牧民们说：“孙国光，你听毛主席的话，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实在高兴！”他们又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去，不去，我们有马子，追也要把你追回来！”我连声说：“去，去，都上门给你们拜年！”牧民们顿时乐开了。这时，一位牧民清了清嗓子，起了一个头，顿时满屋的人都用蒙古语和汉语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是啊，我们是一粒种子，党把我们撒在草原上，就要同草原人民结合在一起，在草原生根、开花。

1976年，我的孪生子孙鲲、孙鹏在苏米图公社呱呱坠地了。欣喜的同时不免多了一些愁肠——愁的是家中缺米少粮，产妇缺乏营养，没有奶水。孪生娃娃的哭声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厉害，在宁静的草原上传得很远很远，谁听了都揪心。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米德格玛揭开我家那块用破棉胎缝制的厚门帘，笑吟吟地走进了我们的土屋。见米德格玛双脸颊冻得红通通的，我们连忙让出炕沿，请她靠近土炉暖暖身子。米德格玛笑而不语地走近炉旁，呵气，搓手，扑打掉身上的寒气，继而脱掉鞋子，径直上了土炕。她盘腿一坐，朝哭成一团的孙鲲、孙鹏伸出双臂连声说：“来，来，双子，快来姨姨这里吃奶！”“宝劳贵，宝劳贵”，我们很是过意不去：“你的女儿斯琴也需喂奶呀。”“哈马贵，哈马贵，”米德格玛坦然地笑了。“斯琴比双子大四个月，可喂小米糊糊。”“哈马贵，哈马贵。”米德格玛仍是那句话，情真意切地笑道：“额吉常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哇。”说着，硬是一手一个搂起孙鲲、孙鹏喂起奶来。

孙国光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着当年插队落户时的点点滴滴，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牧区生活劳动是多么不容易的历练，他从稚嫩的南方都市中学生通过牧区劳作、马背生活成长为一名当地牧人特别敬佩的旗里干部；他和妻子来草原不是命里注定的，但他的努力奋斗是命里追求的，正因为这样，他的孙鲲、孙鹏命里才有米德格玛阿妈奶水哺育的历史经过。

情系草原

同孙国光一起工作交往多年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老专家、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原教育长姚鸿启教授对课题组成员说，孙国光插队牧区时，白天汗洒草原，晚上在牧民家如豆的油灯下，又将真实的感受写成新闻稿，刊登在报刊上，带着草原泥土的芬芳，带着马背生活的激情。孙国光以生气勃发的文笔，“讴歌鄂尔多斯”“唱响鄂尔多斯”，这是他的夙愿，也是他的生命之约。1988年，他调回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办公室工作，1991年调到南京市玄武区税务局工作。其间，我们多次通过电话或信件交流。他说梦境中，他经常在鄂托克草原上骑马驰骋，时不时和牧民们喝茶唱歌。

课题组成员在南京专访孙国光时，他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着说着就会情不自禁地哽咽起来，有时还会低声啜泣。他对我们说，他20岁时怀揣着一腔热情来到鄂尔多斯草原；40岁时带着爱人孩子依依不舍泪别第二故乡；60岁时老少三代人再返魂牵梦绕的鄂尔多斯草原。映入孩子和孙子们眼前的一切都是好奇和稀罕，可他们夫妻俩心中却像放电影一样，闪过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一幕一幕生活生产场景。

1976年孪生子孙鲲孙鹏出生，大约10月后，开始送到孟克珠拉家，请孟克珠拉大姐帮忙照看。大姐一家人十分喜欢这对双胞胎，他们爱称“对儿娃娃”，他们一家人总是一手牵一个，将“对儿娃娃”搂在怀里，左亲亲、右亲亲，十分地满足和快慰。孟克珠拉大姐心地善良，每天除照看“对儿娃娃”，还要料理家务、烧茶做饭、背沙蒿、炒炒米，忙里忙外，不知疲倦，但再忙，她都要看看“对儿娃娃”，到底在哪里，是在炕上玩呢，还是在沙上滚呢？千万不能往井口那边爬，那边危险。有一次，孟克珠拉大姐突然发现“对儿娃娃”不见了，家中没有，沙坡上没有，水井旁也没有踪迹。她顿时吓得六神无主，脸色苍白，到处打听后才知道“对儿娃娃”被邮电局的信使骑摩托车带到公社家属房去了。后来，我调到伊克昭盟盟委党校，不久爱人带着“对儿娃娃”也搬到了东胜，其间，孟克珠拉大姐多次到东胜与我们一家团聚，她总是念叨照看“对儿娃娃”那段前景。

2014年夏天，是我们全家永远难忘的一个夏天，老少三代八口人回鄂尔多斯草原省亲，在米德格玛一大家举行的盛大蒙餐宴会上，我激动万分地说，今天咱们汉蒙两大家人欢聚一堂，这是南北交往的缘分，主宾同乐、汉蒙同欢、老少同喜，祝福我们大家吉祥如意，祝福草原幸福安康，祝福祖国欣欣向荣。欢快的音乐声中，蒙古语歌曲抒发着每个人的美好祝愿，现代舞蹈中跳出年轻人的时代步伐，那情、那景、那韵味，令所有在场人激情澎湃、手舞足蹈、跃跃欲试、不能自已，情不自禁一起加入歌舞之中。歌声中，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凝聚得更加深刻了；彼此之间的心情贴得更加紧密了；歌声中，我们相互赠送了心爱的礼物；歌声中，我们诚邀米德格玛一家再来南京串串亲家，俗话说得好，邻居越走越近，朋友越走越亲。

古稀之年的孙老如竹筒倒豆子一样告诉我们他及家人与草原的深情厚谊。当我们问到那些年里，他的努力获得过什么样的褒奖和好评时，他告诉我们，曾荣获过伊克昭盟“民族团结积极分子”“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当我们问他如何概括“草原情深”时，他说，荒凉寒冷闭塞的现状改变了南京知青对草原的简单认识，憨厚开放包容的草原牧人影响了南京知青对人生观的重塑，正因为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南京知青与草原牧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书写草原

在校学习期间，孙国光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爱好写作。在苏米图插队劳动及其他不同岗位工作期间，他的作品如雪片一样飞向各地的报刊。1975年9月，他写的通讯《不爱红装爱武装——查布公社武装基干民兵军训记》《治沙愚公沙木腾》先后发表于《鄂尔多斯报》，后经新华社记者修改，发表于《人民日报》。再如1978年6月13日《鄂尔多斯报》刊发他撰写的《理直气壮抓整顿，拨乱反正面貌新——马什亥大队后进变先进的事迹》；1979年7月10日《鄂尔多斯报》刊发他撰写的《千里草原气象新》；1980年1月12日《鄂尔多斯报》刊发他写的通讯《牧民“三笑”》；200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情系鄂尔多斯》一书中，他撰写的《草原的儿子——深切怀念几位长眠草原的知青》被录入；2011年第一期《大方》杂志上刊发他的作品《鸿雁——献给故友李其正》，2012年2月12日《鄂尔多斯》月刊刊发他的《一切为了草原的兴旺——记三位南京知青女教师》；2017年第12期《中国之窗》杂志上刊发他的《让“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记鄂尔多斯集团执行董事、原南京支边伊克昭盟知青张志》……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往情深，一路硕果。50多年来，孙国光在《人民日报》《中国之窗》《中国税务报》《内蒙古日报》《鄂尔多斯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40多家报刊发稿500余篇，其中，480多篇与南京知青在鄂尔多斯草原有着明确关联。

2008年，孙国光退休前后，连续出版了《情满鄂尔多斯》《水乳交融的大草原》《举家省亲大草原》《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等10部书、220余万字，全部是书写南京知青在草原的故事；他还主编出版了《孙国光杯·全国文学艺术作品大赛获奖作品选》，一往情深地讴歌鄂尔多斯蒙汉各族人民的大团结。2014年，孙国光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赤子之歌》刊载于《大方》杂志；电影文学剧本《白龙马》在河南商丘召开的“中国作家世纪论坛2007年会”上被评为一等奖；同年，荣获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会、魅力中华杂志社等单位举办的“和谐文化·2007年度影响力人物大型活动”全国性作品评比特等奖。时至今日，他有24篇作品在全国优秀作品评比中获奖。

孙国光在南京知青插队鄂尔多斯草原52周年前夕，继续撰写讴歌南京知青在草原与草原牧人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章，他书写的人物有吴家铎、吴宁川、程利南、张志、王强……

吴家铎扎根鄂托克旗巴音布拉格牧业大队13年，他担任大队长7年间带领乡亲们齐心协力将一个风狂沙大、交通闭塞的贫瘠沙原建设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牧区，连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多次荣获国家、自治区、市（盟）的表彰。

吴宁川高举乌兰牧骑队旗，坚持“到人民中间去”，以蓝天为幕布，以大地为舞台，跋山涉水，送歌送舞20年，下基层演出不下3000场，坚持一年中有8个月为农牧民演出，喜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程利南看到牧民产妇因条件简陋生孩子十分痛苦时，立志要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后不懈努力，被评为上海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科带头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际避孕研究理事会理事。

张志巾帼不让须眉，献身中国山羊绒事业，以“立民族志气，创世界名牌”为己任，孜孜追求“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远大目标，从“放羊女”“选毛工”到纺织大学优秀毕业生，从车间主任到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再到中国羊绒界首席技术掌门人。

王强扎根草原57载，始终坚守在北疆草原上，一心向党、情系家乡、牵手两地，倾心倾力倾情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他更犹如一匹顽强的蒙古马，以精神铸魂、以实干担当，在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的伟大实践中奋勇前行，成为南京知青在草原的楷模。

曾经在鄂托克旗新召插队的南京老知青、原包头市政协副主席王金陵看过孙国光的文章后感叹道：“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鄂尔多斯人民还惦记着咱们，在新闻媒体刊登播放，非常有意义，是咱们这一代知青的光荣。”

曾经插队江南农村的老知青周石海读报后大为感触：“文章通过南京知青插队鄂尔多斯草原经历的描写，表现出蒙古族人民豪爽、无私和善良，也表现出知青们顽强拼搏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同时展现出蒙汉人民之间水乳交融，情真意切的感人画面，生动地见证了蒙汉民族之间的深厚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