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人刘向《说苑》有一则故事，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划船的是一位越人，他一边划船一边唱了一首歌。子皙听不懂，忙叫人翻译，原来是一首爱慕君子的歌。这则故事透露了一个信息，春秋战国时，各地语言不通，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中国方言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吸引着众多学者去研究，栗治国就是众多方言研究者的一员，他研究的主要是鄂尔多斯方言。

栗治国1944年生，现年81岁，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鄂尔多斯汉语方言是其母语。1960年考入伊盟农牧学校，因 “减人压粮”，学校下马，中专二年肄业。后回乡学习木匠手艺，1964年，被聘用为教师，执教23年，先后在准旗、东胜等地任语文教师。其间，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函授部汉语言文学系，获后期本科毕业文凭。再后来改行到伊盟政协工作至退休。

由于受家庭、环境习染，特别是小学、初中阶段受老师用方言教学的影响，形成方言思维习惯，培养了对方言的深厚感情。在函大学习期间，受相关教学内容的激发，他下决心将方言研究作为一生的努力方向。从1980年算起，迄今已有40余年。1991年，在国家级权威杂志《方言》上发表第一篇方言学说论文《伊盟方言中的分音词》，文章对当地方言中的60余例分音词作了平面描写，并对当地方言音系作了简要说明，受到学界肯定。例如圪梁切岗，圪卜切谷，圪泡切羔（犹言王八羔子、杂种）。同年获准参加全国方言学会南京年会，引起学界关注。也在这一年，他加入内蒙古语言学会，任理事。这是栗治国先生鄂尔多斯方言研究迈出破天荒的第一步。接下来的40余年，他不懈追求，取得了一个个可喜的成果。时下，有三部著作和20余篇论文问世。

《鄂尔多斯方言成语词典》是他方言研究集大成者，里面收词5114条，国际音标注音，注释力求简约，举例贴近民众的生活，51万字，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既是一部专家学者的资料书，又是文化工作者的参考书，还是普通人了解鄂尔多斯文化、历史、现状的综合性读物。这本书出版后，本地学者阎秉忠称之为鄂尔多斯方言研究的拓荒之作，作家甄达真将之列为名家名作。这本书让人读了受益匪浅。《鄂尔多斯民谚》是与人合著的作品，他是第一作者。该书收入当地传统谚语2901条，10万字，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摒弃了以往谚语书籍口号式、罗列型的做法，不接地气的陈词滥调让人读了昏昏欲睡。他本着民间谚语应是民间生活指南式的百科全书，应涵盖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诸如论天地、论稼穑，论男女，论嫁娶，论茶饭，论品酒，论买卖，论技艺，论棋谱，论养生等等，苦于分类太粗则近于不分，太细则近于琐碎，所以出书时只分作农谚、社会谚上下篇，7大类73小类。在编选中，他知道鄂尔多斯民歌多，有民歌唱道：“我的山曲牛毛多，三天三夜才唱了一个牛耳朵”，民谚也是如此，所以定出两项标准，一是使用范围广具有普遍性的，二是使用频率高具有经常性的。《汉语方言志》（《伊克昭盟志》的一部分）按照全国通行体例编纂，他打算出一个单行本。还有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语文学刊发表的论文《鄂尔多斯蒙汉语方言相互融合面面观》，他以五百年间蒙汉族群众杂居共处共建美好家园的事实，记录了蒙汉族语言交融的每个层面。在内蒙古西口文化研究会举办的西口文化论坛上，他宣读了《从西口方言看西口文化》，依据东路二人台和西路二人台的特点，提出呼张片和大包片的异同，并对二人台起源于内蒙古的观点加以论证。他还提出，哪个地方唱晋剧，哪个地方唱二人台，就是和我们一个语言系统，属晋语。他还在《鄂尔多斯日报》连载12期《伊盟人如何学好普通话》系列文章，在一家企业报发表《咬文嚼字论方言》系列文章等。

在成功的后面，是栗治国多年为方言研究所付出的心血。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函授部学习汉语言文学及以后期间，他为了丰富自己的语言库存，他两次抄写《宋本广韵》（简缩本），花6年时间抄写《现代汉语词典》一遍，共百万余字。为了研究方言，他还自费到山西、陕西一带考察。在山西的一家小饭馆，他听到一位老者说鄂尔多斯方言，就凑过去和其拉起话来。老人说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大莫利，二的叫二莫利，栗治国突然想到，沙圪堵有个地方叫莫利梁，自己一直不理解其意思，忙问老人莫利是什么意思，老人说就是梅林的意思，栗治国恍然大悟，原来莫利就是梅林，梅林是蒙古族旧时的一个特有官职，又称为总兵，莫利梁原来就是梅林梁。

他说，汉语中原本没有卷舌音，比如山西河曲人把金耳环叫作金啊环，南方人叫作金安环。但鄂尔多斯方言能准确读出卷舌音金耳环，这就是蒙汉语交融的一个例证。比如分东西一人一例，在鄂尔多斯方言里是一人一来地，来地就是反切，切例，说明方言的精确性和趣味性。再如鄂尔多斯人常说的青头大姑娘，实际上是倾头大姑娘，生动又形象，形容过去大姑娘见人害羞往往低下头来。为了说明方言趣味性，栗治国说了一则笑话——有一个河曲人说，我和我啊（二）哥，坐的个啊一啊（212），来到啊（二）道沙河，碰见我们啊（二）姑舅，喝了啊（二）两啊（二）锅头，倒有些啊（二）误。

栗治国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下了许多“笨功夫”，一步一步往前蹭，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方言研究上，他有时近于痴的状态，一天下班骑自行车回家，想到了一些鄂尔多斯方言的新理解，他停下自行车掏出兜里的本子记了起来，过来一辆拉着楼板的大卡车差点肇事，司机下车要打他，在热心路人劝解下骂骂咧咧走了，他虽然挨了骂，但还是坚持把对鄂尔多斯方言的新见解记完才骑车回家。还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说起方言，朋友建议他方言词典不但要收雅言，俗语也应该收一些，他从善如流，果然收了一些俗语。

说起鄂尔多斯方言研究，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深。有一年他的父亲病了，他回去领父亲看病。全国政协委员来鄂尔多斯视察，其中有一位姓廖的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他给父亲看病回来，廖先生已经走了，给他留下了联系方式。经联系，廖先生让他关注儿化韵的起源问题，他经过一番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最终没有完成这一课题，为此他深感愧对廖先生。

他认为鄂尔多斯古晋语始于春秋盛于秦汉，延续至今，一直未断。鄂尔多斯现代方言与近五百年来鄂尔多斯历史密切相关，属晋语区大片，其中又分为梁外话小片、沿河滩套话小片、西旗话小片，以东胜梁外话为主。新派方言向普通话靠拢。对于其特点，他列举了有额、无、口三个声母，如安弯口等字，口是有声无字；有前后鼻音两组韵母，后鼻音居多；有儿化音没有儿尾，儿尾只在补齐音节时用到；有入声调，既短又促；有大量蒙词借用；有文白异读等28个特点。他感慨道：“方言研究不易，非字斟句酌不可；方言研究是小众化的；方言研究后继乏人。”这就是方言研究者栗治国，一个面容朴实，言语平易的人，但他的精神可嘉，瞅准方言研究者领域，几十年孜孜不倦，做到了皓首穷经，终于取得了成果。在学问研究上，没有尽头，只有进取，他就是那个在钻研学问道路上不断进取的人，也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学者。